2018年6月15日，美国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2》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电影在“恐龙迷”中反响强烈，上映仅五天收获票房9.5亿元。但恐龙的意义不仅在荧幕，作为中生代时期重要的爬行动物，破解它的生命密码有助于复原古生物样貌及其生活场景，从而掌握生物演进规律乃至地球的物理环境变化。

据中国古动物馆统计，截至2018年6月，全球已有超过2200个地点发掘出土包括了骨、足迹、恐龙蛋等恐龙化石。在被命名的千余种恐龙中，我国命名恐龙290种，数量位居全世界第一。中国正在用丰富的化石资源和强大的研究能力，重现真正的“侏罗纪世界”。

四川盆地拥有较完整的侏罗纪中早期陆地层，出土的化石样本极大地丰富了侏罗纪时期的恐龙演化链。河南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众多，种类遍布7科9属18种。广东南雄恐龙化石群同时保存有恐龙化石、蛋化石和足迹化石，为研究白垩纪末期生物灭绝、地质灾变等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中华龙鸟、尾羽龙等一系列带羽毛恐龙化石在辽西面世，使得百余年的科学假设“鸟类起源于恐龙”在中国得以越来越多的论证。

多彩恐龙世界的背后，是我国三代恐龙学家过去一百年间的辛勤耕耘。我国的恐龙发掘研究起步晚，且在起步阶段一直为外国学者所主导。1930年以后，以杨钟健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恐龙学家发掘命名原蜥脚类禄丰龙并将其复原展出。中国学者的恐龙研究就此开启。

第二代恐龙学家以董枝明先生和赵喜进先生为代表。前者是四川自贡大山铺动物群发掘第一人，填补了全球侏罗纪中期的化石研究空白，后者主持山东诸城龙骨涧发掘，此地出土的大型角龙化石，对白垩纪晚期恐龙迁徙规律的研究意义重大。第三代恐龙学家在梳理恐龙与鸟类关系的证据链方面成果斐然。其中，徐星博士于2000年致信纠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辽宁古盗鸟”的报道错误，并在《自然》杂志撰文命名该化石为新物种“赵氏小盗龙”，成为古生物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如今，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恐龙的生存印记。而CT和同步辐射成像技术、稳定同位素学方法等先进测量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恐龙研究如虎添翼，从化石出土到测算论证的时间缩短，探索更加深入多元。邢立达博士就是通过显微CT分析技术，在一枚琥珀中发现了白垩纪中期手盗龙的真身。此外，面对工业的快速发展，古生物学家们除了要适应艰苦的野外考察，还要尽全力守护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古生物遗迹。“我们正在快速行动，争取在糟糕的情况发生之前拿到更多数据。”邢立达博士说。

2018年3月22日，主导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的古生物学家张弥曼女士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中国的古生物研究又一次获得了世界的肯定。未来，随着我国遗迹保护立法的健全以及对古生物科学考察的投入加大，越来越多的化石将破土重见天日，向今人讲述亘古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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