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早期融合发展的保山新石器文化

                                                                                           段德李

保山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共90余处，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从形制、工艺、装饰艺术等方面都体现出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开启了民族间的融合发展。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共同创造了怒江、澜沧江、龙川江等三江流域1.9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保山新石器文化，进而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

                                                    大花石遗址

一、保山新石器文化遗存概况

迄今为止，保山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共90余处。其分布范围以怒江流域为主，澜沧江和龙川江流域也有广泛分布。这体现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塘子沟文化由怒江流域逐步向周边扩散的特点。怒江流域有隆阳区的土锅山遗址、二台坡遗址、老城象槽山遗址、色勐洼遗址、澡塘村遗址等，施甸县的仙人楼遗址、山邑岩子脚遗址、石鼓山遗址、团山窝遗址、狮子山遗址、湾子铺松山遗址、摆榔半坡牛汪塘遗址等，龙陵县的船口坝遗址、大花石遗址、木城马鞍安山遗址等；澜沧江流域有隆阳区的将台寺遗址、栗子园马鞍山遗址，昌宁县的德斯里遗址、营盘山遗址等；龙川江流域有腾冲市的响水弯遗址、下马场遗址等，龙陵县的烧炭田坡遗址、豆地坪遗址等。其中，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并最具代表性的是龙陵大花石遗址。

从其所处位置的地质地貌特点看，保山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位于河流边缘的台地、湖衅台地、洞穴和岩厦中，因此可分为河湖台地型、洞穴型和岩厦型等三种类型。其中，洞穴型和岩厦型都是喀斯特地貌给原始居民提供的具有冬暖夏凉特点的天然居所。张兴永将保山新石器文化类型概括为：太平松山类型、忙怀类型和白羊村类型等三类。他认为：太平松山类型以单平面砾石手锤为代表，石器和陶器都很原始；忙怀类型以打制双肩石斧为主体，有打制石器和磨制条形石斧、锛伴出，并出夹砂红、黑、灰陶；白羊村类型的石器陶器众多，石器以磨制器为主，陶器形制更加丰富，有鼎、豆、罐等器物出土。耿德铭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第四种文化类型——木城马鞍山类型，以独特的双肩石斧（磨光弧顶长柄窄弧肩斧和重肩斧）和石矛为典型器，同时出土石刀、石镞、石磨盘、纺轮、网坠和陶罐、釜、瓮、壶等。这几种新石器文化类型都是塘子沟旧、新过渡时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其中太平松山型更接近塘子沟文化，而其他三种类型出现的时代则相对晚一些，其形制有百越文化和氐羌文化特点，白羊村类型C¹⁴测定距今3770±85年。

                          烧炭田坡遗址

二、保山新石器文化的民族多元融合

从地质年代上看，新石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起始年代大约为1.8万年前，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由于保山乃至整个云南的史前文化发展普遍滞后于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年代均较晚，保山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

人类起源、发展往往受自然环境的高度影响，部落之间为争取生存空间而爆发的战争也促使古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大范围的流动迁徙，进而产生民族间的早期接触、碰撞、交流与融合。总体而言，西南一带的原始部落群，与中原和西北以及东南沿海的原始部落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石器时代的保山民族文化也充分体现出民族多元性特点，“居民主要为濮、越族系，小聚居、大杂居。”氐羌人的迁入进一步丰富保山先民的民族属性，形成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共同融合发展的早期局面。

大花石遗址出土的石印模

1.百濮

“百濮”一词最早出现在孔晃所著《逸周书·王会解》中：“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百濮位于周之正南方向，且以一方族群与周并存，是早期生活在南方的六大族群之一。所谓百濮，是对生活在南方的众多濮人部落的总称。又，《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百濮的生存空间十分广阔，但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组织和强大的战斗力，在各群体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往往受制于人，生存空间也在一次次战争中被逐渐压缩。

“濮人”一词则出现在孔颖达所著《尚书·牧誓》中“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庸、濮在江汉之南。”这里所说的濮人属蛮夷戎狄之一，同时又明确把他们所在的区域界定为八国之一，其地望位于江汉之南。《左传·召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这是先秦可查阅文献中最后一次提到“濮”。直到两汉以后，《华阳国志》、《三国志》、《太平御览》、《蛮书》、《新唐书》等文献中再次出现濮、濮僚、躶濮等名称。

章太炎研究指出：“濮之得名，盖因于濮水。”“西及永昌，东连贵州、广西者，亦悉称濮也。”朱希祖在《云南濮族考》一文中强调：“吾国濮族，发迹云南，其后散布西南各省，蔓延甚广。”他结合《汉书·地理志》考证指出，“仆水即澜沧江”，濮族在澜沧江两岸繁衍生息，广泛分布于西南各省。鲁昭公之时，濮已蔓延江南，到达今湖北、湖南、贵州交界之区。金钟结合《中国历史地图册》指出：直到秦、汉时期，滇、川、黔、陕、鄂、湘、桂、粤等省的广大地区都有濮人的相关记载。

从保山考古文化看，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蒲缥人”和“姚关人”以怒江流域为主要生活和活动空间，濮人先民是塘子沟文化的创造者。到新石器时代，他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到澜沧江流域、向西扩大到龙川江流域。

综合上述史料和研究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濮”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区域是他们广阔的生活空间；其二，因濮人散居溪谷，无君长，没有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集合体，而是以不同的支系、部落存在着，因此被称之为“百濮”；其三，先秦后期的濮人在战争因素影响下，其空间逐渐被压缩，以西南地区作为主要生活空间，渐次退出中原文化的视野；其四，濮人生活区域受地理环境制约，绝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尝交通中国，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掘的石器角度看，他们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为主的时代，有别于同一时期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百越民族的磨制石器。当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澜沧江流域濮人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的发展。昌宁营盘山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炭化稻谷，证明濮人有着悠久的种稻历史。手工业方面，“濮族文化，以织业为最著。”以木棉织成文章如绫锦是濮人所特创的；德斯里及周边遗址出土的灰色、黑色和红色夹沙陶器，都是新石器时代濮人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实证。濮人是早期生活在保山市域内的主要先民，他们是民族早期融合发展的保山新石器文化的主要实践者和传承者。

2.百越

百越民族是亚洲一个古老的族群，广泛分布在北纬16-32度、东经94-124度之间的广阔区域内，江河、溪流纵横处的山前台地、盆地、丘陵都是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湿润的空气、较高的气温、充沛的雨量，为民族群体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丰富的生态资源。百越杂处、各有种性却又培育出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特征（如干栏建筑、善于用舟、稻作农耕、断发文身、拨牙习俗、蛇崇拜、悬棺葬或崖葬等）和心理素质，几何印纹陶、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是越民族群体考古文化的典型器物。

“越”之称源于殷商甲骨文中的“戉”，即石戉，考古文化中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工具。“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越民族群体先民的孕育时期”。尽管商时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尚小，但已初步有了关于越民族活动的信息和历史记载。除扬越、于越外，《逸周书·王会解》中所说正南六大族群中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都是越民族群体的不同部分，东越、欧人、路人、仓吾等也都是越民族的不同支系。结合前文所述百濮和百越分布范围来看，濮与越所处区域整体上基本重合，他们都是生活于南方的古老民族。

就云南而言，汪宁生认为：“云贵高原上越人和我国整个南方地区的越人一样都是当地古老的居民，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起，云贵高原上已有百越部落或其先民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王文光、李晓斌的分析与此一致。

保山新石器考古文化显示，百越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代表性特点，有磨制双肩石斧、石刀、石锛、石镰、靴形刃面斧等等。尽管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塘子沟文化中也出现了少量小型磨制石器和大量磨制骨角牙器，但保山新石器时代磨制双肩石器（斧、锛）与两广地区有着明显的源流关系，尤其是昌宁东部和怒江西岸的新石器文化同于福建建瓯、建阳和台湾的大坌坑类型，保山新石器时代的磨制工具是百越族群做出的重要贡献。磨制双肩石器与打制双肩石器在同一遗址（如龙陵大花石遗址等）的现象，是石器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又显示出濮与越在保山境内的早期融合发展。在陶器制作方面，百越民族的代表性器是彩色印纹陶，但保山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以黑、灰、红等单色夹沙陶为主，未发现彩色印纹陶。那只有一种可能：生活在澜沧江、怒江、龙川江流域的百越人因地理生态环境的制约，生产技术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的百越人，他们在与百濮、氐羌等族群的接触、融合中共同创造出以黑、灰、红等单色夹沙陶为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陶文化。

3.氐羌

氐羌是我国古代氐族与羌族的并称。商代甲骨文中即出现单称氐或氐与羌并称的记载。后期文献记录也如此。羌族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族群。羌人从广义上分为戎族、氐族和羌族三大系统。戎族主要分布在华北一带，以游牧或半农半牧为主要生活方式。氐人发源地在河南、河北，尧舜时期灵恝生氐人，是炎帝之后。到周代以后才西迁至陇西之陇坻。他们擅长育羊，是迁徙至川西、滇北和滇中的主要群体之一。羌族起源于甘青高原，是炎帝神农氏姜姓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西藏、新疆、云南、川西、陕北、宁夏及黔西广大地区，也称之为西羌。羌族族类复杂而繁盛，其中黄帝一族迁入中原地区后，大部分演变成为华夏族和汉族。另外的一支由岷山沿大渡河、大凉山南迁入滇中，一支深入西藏高原，然后一部分羌人沿澜沧江、怒江继续迁徙。“云南羌语系氏族是自北而南发展起来的。”这些迁入西南的羌人与土著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傈僳族、阿昌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

       大花石遗址出土的石刻花卉

李昆声从丧葬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崇拜等方面概括氐羌考古文化的特征为八项：瓮棺葬、火葬、半地穴或平地起建木构房、葫芦崇拜、虎图腾崇拜、被发编发和深目长身、骑马射猎、披毡。这一界定给文物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综合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这八项外，还应该从石棺墓、陶器、石器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从保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来看，并未发现完全可以界定的氐羌文化的遗址，往往表现为与百濮、百越文化共存的特点。迄今的考古调查、发掘也未发现氐羌族群的石棺墓。从石器角度看，打制条形和梯形石斧、锛、长方形和月形石刀，磨制精细的石镞等都与洱海白羊村类型一致，有很强的氐羌文化属性。其中隆阳区潞江镇老城象槽地遗址出土的打制半月形穿孔石刀，“弓弦”和“弓背”均为刃口，主要使用了“弓背”。 王懿之研究指出：“半月形穿孔石刀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始于龙山文化”。 而中原地区的半月形穿孔石刀，开刃在“半月”的内侧即“弓弦”上，洱海地区的则则开刃于“半月”之外侧即“弓背”上。开刃形式上的变异，并不影响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性质。换言之，保山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刀是受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重要影响的产物，是氐羌人把这一文化传播到滇西保山一带的。再从陶器角度看，保山新石器时代各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黑、灰、红等单色夹沙陶，这与滇池、洱海区域是一致的。器型（陶釜、罐、缸、盆、钵、碗、瓮、壶、豆、纺轮、圈足器等）、纹饰（划纹、印纹、戳点纹、绳纹、篮纹、弦纹）及其制纹方式（刻划、剔刺、按捺、模印、堆贴、拍印等）等也都颇具白羊村类型特点。这种相同性，除表现在地质环境因素外，还表现在文化传承的因素——氐羌文化的渐进式影响。毕竟“云南滇西的氐羌族系的新石器文化多受黄河中上游文化的影响，他们确是从我国西北南迁的民族。”

综上所述，保山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民族多元背景下早期融合发展的结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90余处新石器遗址中，因年代过于久远、民族迁徙频繁、文献记载贫乏等原因，要确指某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属于某种民族是有困难的。正是在继承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塘子沟文化基础上，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长期的文化互动才形成了民族早期融合发展的保山新石器文化。

三、民族融合发展所创造的原始艺术

艺术源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原始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是漫长历史岁月中的无意为之到着意展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增强的必然结果。保山新石器文化所表现出的原始艺术，正是经历以旧石器晚期的艺术积淀，经由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的早期融合发展，共同创造出同于云南其他地区又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史前艺术。

                       打制双肩石斧

（一）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积淀

早期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制造工具并通过工具的超值属性来显示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所制造的工具为适合人的使用而伴有潜在的审美意识。当人类进入全新世时期，生产生活用具的艺术性表现就进一步突显出来。就保山境内的古人类来说，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塘子沟文化的缔造者——“蒲缥人”翻开了原始艺术的新篇章。

“蒲缥人”制作的石质工具以打制为主，但其形状多样，有半球形、锥形、梯形、扇形、三角形、半圆柱形、龟形、楔形、心形等，适合不同的生产所用；同时，这些石制品还显示出“蒲缥人”关注对称规律，展现和谐对称之美。制作精细且小巧的形如算盘珠的琢孔石环，其装饰功能十分突出，凸显“蒲缥人”较强的审美意识。同一时期的龙王塘遗址也出土了一件纹理较细、器面光滑的浅灰色绢云母石英片制成的琢孔石器同样具有装饰功能。塘子沟遗址及塘子沟文化圈中还出土大量骨角牙制品，有骨针、骨锥、骨镞、角铲、角矛头、角棒、角锥和牙锥等，其加工方法以磨制为主，刮制为辅。角锥上的刻痕或许只是简单的痕线而不算是纹饰，但它的出现或许为陶器划纹的先声。同时还有一件用动物关节骨加工而上部为柱状骨柄、下部为轮状器面的饰品。总之，塘子沟文化中石器的不同几何形状、骨角牙器的磨制工艺、角锥上的刻痕以及骨饰品的出现，为新石器原始艺术的形成做好了艺术积淀；“蒲缥人”用磨制工艺制作骨角牙器物，又为新石器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准备。塘子沟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红色颜料和少量黄色颜料”。这些颜料的出现，证明了原始宗教已经成为塘子沟文化的一部分。李伟卿指出：“美术和宗教，是在原始思维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并蒂莲。”宗教在表达对强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以求得庇佑时，往往通过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以营造神秘又神圣的氛围，而颜料正是巫师装饰自身的必备饰物和烘托宗教氛围的重要材料。

（二）新石器时代的艺术载体和表现形式

经由塘子沟文化的艺术积淀，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历程中，以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构成的保山先民继续沿着艺术的道路改良生产和生活用具，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从田野考古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主要通过石器和陶器展示出来。

       磨制条形石斧

石器。石器依然是新石器时代先民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他们在延续使用打制工具外，开始学习并把骨角器的磨制工艺运用到石制工具上，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石制工具更加符合农业生产的多种需要，也更加体现出对人的关照，从而美化生活。《云南考古》中载有关于施甸狮子山遗址中调查并采集到一件有线刻画的条状梯形石斧。石斧的一面中部线刻三个人物形象，居中者为正面像，两边各一躬身侧人像；隔三条锯状水波纹外另有一面左侧人像；另有八个不明意义的符号分置上端和右下角边缘。耿德铭《哀牢文化研究》也曾转录此图。如果说这件梯形石斧上的线刻画还略显质朴，而龙陵大花石遗址发掘时采集到一件石刻花卉则代表了保山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的成就。器物整体呈圆形，下部为新月形，新月上部着一圆形四瓣花。反映出时人超高的雕刻艺术水平和审美意识，同时又给人以新月月色下欣赏丁香花开的诱人情境。此外，保山不少遗址中还发现形体接近拇指的微型石斧，其饰品功能远甚于实用功能。出土于龙陵二台田和隆阳罗沙坡的四件玉斧，其中青玉三件，白玉一件，柔和的光泽和温润的触感极具艺术欣赏性。保山大花石等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印模，作为制陶工艺的必备模具，为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美学基础。

陶器。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制陶工艺的前提是火的使用和磨制技术的发明。先民用火烧动物食品或烤火取暖以避动物时，发现长期火烧过的泥土会凝结而坚硬；磨制骨角技术渐次推延到磨制生产生活用具。两项发明叠加而创造出以泥土制作生活用具并经高温火烧而制成陶器的生产技术。从龙陵大花石遗址的科研性主动发掘来看，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细砂陶为主，兼有泥质陶和夹粗砂陶，分为红、褐、黑三种色系，均为单色陶。这些陶器的火候都不太高，甚至同一陶片表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因陶器属易碎品，本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以残片为主，很少有完整器物。主要有罐、钵、纺轮和豆四种类型。综合历次考古调查勘探情况来看，境内出土陶器器型多样，有釜、罐、缸、盆、钵、碗、杯、瓮、壶、豆、纺轮、圈足器等，还有云南首次发现的具有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功能的陶祖。这些器型和质地与云南其他地区出土的都有相同之处，说明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云南范围内的文化特征虽各有特点、自成体系，但彼此又相互联系。为此，李昆声把云南新石器文化从内涵上分为八个类型：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滇东北地区——闸心场类型，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滇南、西双版纳地区——曼蚌囡类型，金沙江中游地区——元谋大墩子类型，洱海地区——马龙类型，澜沧江中游地区——忙怀类型，滇西北地区——戈登类型。

                          磨制双肩石斧

陶器的艺术性不仅体现在器型的丰富多样，更主要是体现在纹饰上。陶器的纹饰附着于器物表面，对陶器形成装饰艺术效果，进而展现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纹饰的发展经历了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这是认知的发展，也是技术的发展，更是审美意识的发展。保山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基本上都属于抽象的几何纹饰，有划纹、印纹、戳点纹、绳纹、篮纹、弦纹、人字纹、乳钉纹、直线纹、斜线纹、圆圈纹、点线纹、篾笆纹、蓆纹等，以刻划、剔刺、按捺、模印、堆贴、拍印等方式单独或组合饰于器物表面。龙陵大花石等遗址发现的石印模是模印技术的重要器件。制陶人先在石块上刻出花纹，然后用拍打的方法拍于半潮湿状态的陶器成型后，经窑内烧制后就留下了美丽的花纹。石印模是批量生产陶器花纹的工具之一，或许也存在木制或陶制印模。陶器表面施以纹饰，并不因此改变陶器的造型、容积，也不会影响陶器的烧制工艺。因此，在陶器上拍印花纹只有一个目的——美观。换言之，陶器的装饰花纹是古人类“纯艺术”的作品，反映的是氏族先民的审美标准。

       营盘山出土的碳化稻米

这里重点说说施甸县团山窝遗址出土的陶祖。1987年，文物工作工作者在施甸县仁和镇西的团山窝遗址进行石器文化遗存调查时获取8件陶祖。其基本型状为圆头、锥形、大平底。分为圆头微粗之曲茎面陶祖（4件）、圆头长锥形直茎面陶祖（1件）和圆头短粗形直径面陶祖（3件）等三种式样。陶祖颜色分别为褐红色、浅红色和近橙黄色红陶。一、三种式样的陶祖分别于茎面周围和茎部周围刻划直竖穗纹和横芒穗纺。古文“祖”字没有偏旁，写作“且”,甲骨文写为      “ ＂，金文写为       “＂，均像男根形状。从考古资料来看，北方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以及台湾地区都有陶祖发现，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文化的一致性特点。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陶祖均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余的均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李昆声认为，施甸县团山窝出土的陶祖属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团山窝陶祖上刻划的穗纹，一方面具有其他陶器纹饰一样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远古先民在祭祀活动中通过符号化的男根崇拜以祈求人丁兴旺和年成丰稔，从而扩展氏族的群体力量，更能适应生产力低下时期与周边环境的抗争。

        民族大团结

保山新石器文化是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共同创造的史前文化，是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共同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三大族群广泛分布在怒江、澜沧江、龙川江流域，考古成果显示，他们在这一时期已能够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发展，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萌芽阶段。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是后期彝、傣、布朗、傈僳、阿昌、景颇、德昂等名族的先民，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三大族群的早期融合发展，体现出各族群心理、文化、宗教、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早期认同。这种认同感，也为后期哀牢归汉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盛举做好了前期积淀。

附：作者简介

段德李（1971-），男，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历史文化和博物馆展陈、教育。

工作单位：保山市博物馆（保山市文物管理所）

          编辑：尹达天  雷启玉

          审核：吴敏昆

          终审：主编尹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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