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死让我觉醒，促使我勇敢地脱离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革命…”讲起当年的故事，鹤发童颜的老人不但中气十足，而且记忆清晰、极富条理。老人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参加过云南省文联筹建工作，同时他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春光柔软，海鸥盘旋。翠湖边上的旧居里，住着一位白胡子飘飘的老人，1913年底出生的谭碧波老人已经103岁了。虽然聪力不敏，但只要写在题板上的问题，老人还是能滔滔不绝地讲出来。

 人生百年，弹指一挥。他清和平静的内心早已成为一本厚重而丰富的大书。翻开每一跌宕起伏、险峻艰难的记忆，都折射着风起云涌的历史波涛，荡漾着慷慨悲辛的人生至味。

少年：从封建家庭到出来寻找革命

 “我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原本不懂什么是革命。上世纪30年代，我在丽江读中学时，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转变。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走出家门，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妻子的死。她勤劳善良，但因为封建礼教的压迫，她最终服毒自杀。”

 这是谭碧波老人的开场白，也是他一段心疼的往事。他不想再提80年前的这段旧事，但每次，还回避不开这个话题。因为妻子的死也是一个“引子”，因为此，他才走上了一条他从来都没想到过的道路，从而有了后面的无数峥嵘岁月。

1934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谭碧波带着一双妻子生前为他做的布底鞋，悄悄离开了已毫无留恋的家。临行前的深夜，他在妻子的坟前久久徘徊，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孤坟上。

“她的死让我真正醒悟，一定要革命，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就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翻山越岭走到昆明。”谭碧波说，“后来，我在军阀军队呆过，也当过国民党兵，可革命的理想在这些地方是行不通的。我就到处打听红军的消息，但在国民党部队里，听到的消息大多是丑化红军的。”

 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路过甘肃的一个镇。很巧，当时红军才离开那里两三天，他就找机会向老百姓打听。老百姓都说：“红军好得很，不扰民。不住屋子住在野外，吃了东西还给钱。他们走的时候，把我们的房前屋后都收拾干净，连水缸都给挑满水了。”到这时候，谭碧波才真正明白红军是怎么一回事。从此，他就立志要找红军。

 当时是战争时期，部队规定逃跑的士兵抓回去是要枪毙的。“我不怕死，就是要抗日救国。我从部队偷偷跑出去找红军，同事和同学们给我凑的60元路费在路上被小偷偷走了。我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在洛阳下车找同学，吃了一碗面，拿上他给的1块钱，又坐上火车去到南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谭碧波考上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可以说，这是谭碧波找到共产党的重要一步。

“这所学校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学校接受了共产党的很多办学理念，教员中有很多知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谭碧波一边读书，一边搞抗日宣传工作，同时也在观察阎锡山。他发现，阎锡山虽然也讲要搞社会主义，但实际还是搞旧的那一套统治。“要想革命，还是要找共产党。”

1940年春天，他终于在离家6年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见到山坡上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的抗大校歌，亲身感受着延安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时，他知道终于寻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在延安，谭碧波当过学生、开过荒、种过地，演过《中国魂》、《穷人根》等剧目。那时，他的身份是戏剧指导，导演过《塞上风云》等剧；唱过《黄河大合唱》，写过秧歌剧；为保卫延安他也曾奔赴前线。

“在延安的9年半时间，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精神上非常畅快，我在思想上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时的延安，生活很艰苦。“10多个人住一间窑洞，吃的是小米杂粮稀饭炖南瓜，脚上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衣服两年才发1套，穿得破破烂烂的。”

当时，延安办了十几所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但学校连桌椅课本都没有。“没有椅子，我们就找个小草墩坐着听课；没有笔记本，就在旧书本字里行间的空隙里记笔记；没有笔，就把钢笔尖绑在小木棍上，做成‘蘸水笔’。”

青年：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到处都是歌声。我们一边接受教育，一边搞生产运动。那时，延安有很多名师，像艾思奇等人，有时候毛主席也会来讲，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求革命，生活上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回忆起那段峥嵘经历，谭碧波苍髯飘动，兴奋不已。

 70多年前，谭碧波曾以戏剧指导的身份列席了在延安杨家岭一个普通会议室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亲身见证着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并且成为云南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见证人。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70年后的今天，他以百岁之身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至今仍健在的曾经聆听过《讲话》的世纪老人。

“我不是会议代表，但因为在延安从事宣传和文艺工作，所以也参加了座谈会，算是列席吧。正式代表大概有100人左右，都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而座谈会开了将近一个月，事实上参加的人还有很多。到5月23日听毛泽东同志总结发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都来了，也包括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

谭碧波老人甚至还对大会的一些细节，仍能记忆犹新。“毛主席穿了一身土布衣服，坐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的小台子上，身边放了一张小方桌，好像就是当时延安学校里用的那种小课桌。他常常一边抽烟一边记录，有时也会因为代表的发言而哈哈大笑。”

而对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文艺界发生的变化，谭碧波更有着切身的体会：座谈会后，延安的文风、学风有了很大转变。过去读书好高骛远，言必称希腊，演戏也是贪大求洋，演的都是大戏、外国戏和古典戏；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提出一些很有感召力的口号。

“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大家在思想上也懂得了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要搞通俗易懂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都有了很大提升。

 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就掀起了一个秧歌剧运动。谭碧波也加入到这一热潮之中，跳秧歌舞、编秧歌剧、学习民歌、办黑板报。他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是一次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确立世界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

 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时，谭碧波说，毛主席一点架子都没有，讲话经常不拿稿子，有时坐着，有时站着，有时还边讲边抽烟。毛主席知识很渊博，喜欢引用历史典故，但讲得很通俗，有些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深入浅出，会场气氛也很活跃。

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时，谭碧波创作了不少文学、音乐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只是因为战争时期没条件保存，那些作品没能保留下来。“我创作的10多个宣传抗日的剧本，在参加解放战争时，这些书稿带不走，我就把它埋在土里了。后来，我又回忆着整理出4部发表了。”老人回忆说。

中年：中国影视人类学首创者之一

1950年，谭碧波回到了故乡云南，组织上安排他到云南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不久改任秘书长。他和文联筹委会副主任陆万美一起，在百废待兴、文艺界更是一派荒芜的云南创建了省文联。

著名作家彭荆风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陆万美和谭碧波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没有房子，人手更缺，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但他们硬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团结了一大批云南的文艺界人士，为以后云南文艺走向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很丰富的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

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谭碧波担任一个组的组长。云南的民族大调查分3批进行，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一批，主要针对当时社会形态比较原始的佤族、景颇族、独龙族进行调查；第二批是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对拉祜族、哈尼族、彝族、傣族、壮族等较大的民族进行了调查；1958年之后，还陆续针对其他的民族进行了调查，涉及到傈僳族、怒族、纳西族、白族、德昂族等。

“最大规模的调查是在1958年前后的第二批，当时北京派来了好多专家和学生；云南从各个岗位抽调、借调人员组成了两三百人的队伍。”

谭碧波回忆说，民族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做好事，交朋友，要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给他们送去盐巴、布匹、镰刀、斧头，为他们看病，给他们送药，教他们养家畜、耕地、使用农具。还在村寨里成立了卫生所，开办识字班，建学校……

“尊重他们的习俗也很重要。”谭碧波说，有次，我们到了一个寨子里，他们端来一大碗鱼油说：“你要是有诚意，就把这碗喝了。”谭碧波二话不说就喝了，一喝下去，肚子就难受得很，但是当地人很高兴地接纳了他们。

 谭碧波说：“当时进寨子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有些寨子交通不便，地势险要，甚至有同志还被当时杀掉了。到了民族地区，不但要学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还要适应当地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工作队办好了学校，孩子们今天去了，明天又不来了，老师再去挨家挨户背回来。连谁家有人去世，同志们都帮着抬。为了疏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工作队克服了巨大困难，他们都是英雄！”

 经过民族工作队的疏通交流，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到共产党确实与“旧汉人”不一样，这才敢打开寨门，迎接调查组。民族大调查结束后，云南省的民族工作者们撰写了不下2000万字的调查报告，许多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民族史志合编。

 那时，谭碧波还为摩梭人办了一件大好事。

 当时，有的人听说了摩梭人实行的是群婚，认为太落后，“拖了社会主义的后腿”，就强迫摩梭人结婚，否则不分口粮。很多摩梭人没办法就假结婚，大家都怨声载道。“我去那里搞过调查，听说这件事就表示反对。后来他们当地人又来找我，我就把这事反映到了省里相关部门才得到解决，摩梭人不再被强迫结婚。”

 对于那次民族大调查工作，谭碧波觉得还是有些遗憾。“我们拍片子用的设备比较落后，还没有录音设备，很多地方拍得不尽如人意。因为种种原因，有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没能保存下来。

 此后，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由谭碧波执笔，写了《边疆民族纪实》的脚本，这是第一个民族志电影脚本。后来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10年时间里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重点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当年带着那些沉重的设备跋山涉水终于拍摄完成的珍贵影片，如今影像虽已变得有些斑驳，但作为民族大调查的重要成果，它们至今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提供着重要的素材。几十年过去了，在学术界，这一批鲜为人知的电影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即便在国际上，这批影片也曾震惊了西方学术界。

老年：每天喝酥油茶坚持户外锻炼

 25年前，年近八旬的谭碧波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峥嵘岁月》，以细腻、从容、率直的笔触回忆和记录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当时的他可能也没有想到，25年后，当那本书已经书页发黄、几成孤本时，他依然身体康健、龙行虎步。

前几年，和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妻子走了。他们是刚刚解放时，谭碧波36岁那年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的。如今陪伴照料他日常生活的，是他的女儿；近期，因女儿工作繁忙，才请了个阿姨照顾老人。如今，已经103岁的碧波老人背不驼、眼不花，银白色的短发依然浓密，白色长髯潇洒胸前。除了一只耳朵听力不大好以外，他行动如常，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

每天，他都要从居所的四楼走到翠湖边锻炼2小时，慢步走加上打拳舞剑练气功；回家不是写书法就是读书看报，生活很有规律。在饮食上，他偏爱家乡的酥油茶，每天早上都要喝，平时的饭量不多，但每天都要吃四餐，且要荤素搭配。

碧波老人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战争年代更是九死一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很多次他都经历着生死一线的险境，曾经得过两次大兵。在没有任何医药甚至缺少粮食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活了下来，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算享受到了真正的好日子。

“那两次病得很严重，都到了要死要死的地步了。”谭碧波说，有次，野战医院的司务长看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就喊炊事员送来两斤面粉给他调养身体。他说：“我现在最缺少得是一点肉或者一点油。”后来，炊事员给他找来拳头大小的一块羊油，他一点点冲水喝下去，逐渐感到身体稍微恢复了点。

再后来，他去找附近的老乡商量，用自己的一点口粮，去换老乡家的一只兔子，将兔子炖汤，一点点喝了。身体里有了点油气和荤腥，总算是慢慢挺过来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研究藏族人为啥要喝酥油茶。“藏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人，都很少吃蔬菜，他们生活的地方蔬菜也少，主要吃牛羊肉、喝酥油茶。但他们的身体为什么那么好？”后来，他在退休后就自己调制酥油茶，坚持每天喝。

对此，很多医院的专家不理解，也不赞成，建议他少吃油脂性的食物。老人不服，曾和专家开展过一次辩论，最后专家也说服不了他。到后来，老人就我行我素，身体也一直很健康。

“真正的长寿之道，除了有规律的运动和饮食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不自私、乐观、心胸开阔、容得下人受得了气、不争名夺利不计较得失。”这是老人的养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