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的时候，父亲早逝，兄弟俩和母亲相依为命。但那时候，生活贫困到连饭都吃不饱，还要给生产队放牛挣工分。天气热的时候，牛钻到灌木丛里死活不出来，每次赶牛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被刺条划烂了，身上也被划出很多血口子。后来，还是出去参军了，从此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68岁的老人罗光清，比共和国诞生的年龄还大四天，退休前是国营昆明市第三农场的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农艺师。一辈子闲不住的老人，退休后依然在盘龙区鼓楼街道灵光社区居委会发挥着余热。“最开心的事，是退休前后帮家乡的两个村子修了条水渠，解决了几百号人的饮水难题。”

 

放牛生涯终生难忘

罗光清的老家在临沧市凤庆县的深山里，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老家距离凤庆县城70公里。这个距离有多远呢？当时，从老家到县城要走两天两夜。”初冬的阳光里，在昆明老城区灵光街的一栋家属楼里，两鬓斑白的罗光清，说起故乡和童年的故事，目光变得悠远而深沉。削着梨皮的手动作也缓慢下来，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久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故乡。

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罗光清度过了他艰难的童年时代。瘦骨嶙峋的他，站在大山顶上，望到最远的地方就是峡谷中蜿蜒如带的澜沧江。这条大江隔断了他的他的视线，也隔断了他的思维。周围的山有多大他知道，但山外的世界有多大，他却不知道。

每年稻谷成熟的季节，是当地彝族群众最开心的时候。尽管是在人民公社的年代，但能有好一点的收成，还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光。

“最早的时候，收谷子时要用背篓，从澜沧江边上背着谷子爬上陡坡，一点点将谷子背回到生产队。那时候，一次最多能从江底边的坡地上背回来15公斤的稻谷，即便这点重量的稻谷，如果能一直背回到生产队，也算是体力比较好的了。即哪怕是惯走山道的生产队的骡马，最多一次也就能驮回来70多公斤，骡马的效率已经是劳力的几倍了。”

罗光清介绍，因为骡马的稀缺和耐力大，所以骡马在生产队里就是“宝贝”。当时生产队的几头牲口，都是分散饲养在几家农户家里，由大家轮流放牧，提供青草。为了给家里挣点工分，罗光清经常去放生产队的牛。

13岁时，初小未读完的罗光清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辍学了。从那开始，他就跟着妈妈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当时，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或者9分，二等劳力的工分是8分。因为他年龄小、力气也小，一天干下来只有6分的工分。“那时候的6分，都不知道秋后能不能折算到两快洋芋。”

每次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听着山野里连绵的虫鸣，他都会望着圆盘一样大的月亮发誓：“我一定要走出去这十万大山，一定要摆脱这样的贫困生活，这辈子都不会想再回来这里了。”

终于，3年后的1966年1月1日，16岁的他走出了大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临沧军分区步兵第七团的一名战士。

这一走，也逆转、改变了他的一生。

 

军旅时光铸就刚强

罗光清当时所在的部队是边防部队，生活条件很差，买菜买米都要长途跋涉。因此，吃不上肉是部队最大的困难。为了改善部队的伙食，后勤部门饲养了一些猪。刚到部队时，罗光清曾经喂了一段时间的猪，7个月后才转到军分区工作。

刚到部队时，罗光清还担惊受怕了一阵子。当时，尽管全国已经解放多年，但解放前逃跑的部分土匪，仍然盘踞在缅甸边境，不时会越境过来袭击、骚扰部队和当地政府。因为，每天站岗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哨兵是部队的第一双眼睛，一定不能打瞌睡，随时注意周围动静。”

当时的他，还没有步枪高，连枪都背不起来。一般背着枪的时候，枪托都会拖在地面上，所以一般是将枪抗在肩膀上摇晃着走。双手端枪的时候，枪身都举不起来。那时候，站岗放哨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搂着枪、将背靠在树上。

而最难熬的，就是要忍受山里的各种蚊虫叮咬，还要时刻分辨周围的动静和声音。

当时的民族群众，为了预防牲畜丢失，都是在牲畜脖子上挂一个铃铛。一旦牲畜走动或者离开居住的附近，群众就会有所察觉。而盘踞在边境一带的土匪，为了混淆视听，也经常在身上系个铃铛。那时候，驻地附近的夜空里，到处都是牲畜晃动脖子或者在圈里走动时发出的细碎铃铛时。要从这些铃铛声中分辨出来哪些是牲畜脖子上的铃铛声，哪些是土匪潜入时的声音，还真是不容易。

即便是全神贯注，罗光清的战友还是有牺牲在土匪枪下的。随后，在经过部队几次大规模的围剿后，当地的匪患才逐渐消失，罗光清天天晚上提起的那颗小心脏才算是放下来。

1966年7月份，罗光清被调到临沧军分区学木工，支持营建工作。当时，部门为了自力更生，建立了木工班、电工班等等，自己解决部队建设中亟需的人才稀缺问题。在木工班，罗光清学到了很多实用技术。即便到离开部队后的多年里，他还能熟悉地掌握着这门木工手艺，自己和邻居的家具出了问题，他还能敲敲打打地修补上。

“在部队里，第一次有了温暖的大家庭的感觉。尽管部队里生活也艰苦，但毕竟能吃饱饭，比在家里强多了。所以，我一定要在部门好好干，报答党的恩情。”从入伍的那一天起，罗光清就发下了这样的誓言，一直到他退伍后，都一直保持着这个初衷。

 

建设兵团勤勤恳恳

1967年初，罗光清所在的部队响应上级的号召，开始派驻官兵到地方参与“三支两军”工作。“三支两军”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罗光清最先参与“三支两军”工作的单位是临沧地区拖拉机占，一年后调到临沧地区圈内公社文宁大队当军事代表和人民公社主任。那几年，是他和当地民族群众接触最多的时候。因为从小生长在农村，所以他和老百姓的感情相处得非常好。

1969年7月份，罗光清被调回到临沧军分区边防二团，继续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支左”（“三支两军”的简称）。1971年，他完成了四年的“支左”任务，回到重新组建的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第五团二营四连，成为四连的一名排长。一年后，回到连部，升为五连的副指导员。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生产建设成为他主要的任务。

“当时，建设兵团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但是，到年底的一场霜，让所有新栽种的橡胶树苗全部死亡。之后，建设兵团调整思路，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一带开始新的产业种植。半年后，又调到一连担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

罗光清介绍，在建设兵团的日子很苦，虽然累得要死，但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很高。建设兵团实行的还是军事化管理，早上出操、训练，中午和下午去山田里管理农作物，晚上回来学习讨论。“这一辈子，就苦了一堆的奖状和证书。”

说笑间，罗光清到自己的小屋里，搬出来一堆各式各样的证书。这些证书从最早的入伍通知书，到他退休前后获得的各种奖状、荣誉。对这些荣誉，家人都感觉没什么价值。但对于有多年从军生涯的罗光清来说，却看得非常珍贵。“是党培养了我，我的这些证书，至少证明我没有愧对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

在建设兵团的那些年，罗光清的职务不断调整，但做政治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后来几年，他还带过知青。“最小的知青只有十几岁，有的还来自大城市，根本干不了重活，哭的、闹的都有。我们这些领导就天天和这些半大孩子混在一起，尽量地疼爱、呵护他们，像父亲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农场岁月成就不凡

1979年，从戎11年的罗光清被调到国营昆明市第三农场。当时的第三农场在昆明郊区的白沙河一带，以种植和饲养奶牛为主。那时，第三农场的300多头奶牛，提供了昆明城区居民一半以上的鲜奶用量。

“除了奶牛场，当时的农场还下设公牛站、养鸡场，这些是和养殖有关的；和种植有关的还有两个农场下设的种植队和一个园艺分场。因为我在建设兵团和种植业打交道，所以我就负责园艺分场的工作。”罗光清介绍，除了在部队工作的11年，他在第三农场又干了30年，直到退休。

园艺分场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坡地。在这里，罗光清充分发挥了他种植方面的特长，尝试种植了很多当时昆明人稀缺的水果。各种南北方能引进的水果和葡萄等，他都率先引进，并尝试调整种植布局。之后，这些成熟的经验在云南各地推广。

安徽的砀山梨，是他第一个引进云南的；之后，四川的金花梨、河北鸭梨和雪花梨……一个个人们之前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水果，都在收获季节摆上了昆明的街头，丰富了昆明市民的菜篮子和餐桌，也降低了从省外长途运输带来的费用，给昆明市民带来了便利。

当时的园艺分场里有50多号人，其中有18个中专生和5个大学生，而他的职称是最高的——农艺师。除了从军期间的任职外，他最看重的就是农艺师这个称呼。“我从小是个放牛娃，没读了几天书，是党把我培养成农艺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挥自己的强项，为国家多做贡献。”

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园艺场职工的水平，他多次聘请云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和教授到园艺分场授课，开展学术交流。他也把园艺分场作为农业大学的教学基地，让更多的莘莘学子在这里得到锻炼。

多年的付出，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第三农场引进推广的富源黄梨、安徽砀山梨、河北雪花梨项目，分别荣获云南省农业厅一二三等奖。2000年10月20日，罗光清的“烟煤病发生环境条件和综合防治实验研究及示范项目”，获得了昆明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刚到园艺分场的时候，农场存在着周期长、效益低、自然灾害多的问题，也就导致了支出多、产出少。为改变这个现象，我们不断尝试、积极探索，建立了全省第一家示范果园，并取得了效益上的不断攀升。”

在第三农场的28年里，罗光清所有获得的荣誉和称号里，从来没有第一名。“第一名要让让给年轻人，给他们更多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让他们顺利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才能带着企业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造福故里饮水思源

从16岁走出大山开始，在工作41年后，2009年罗光清退休，但还一直担任第三农场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至今。回到灵光街颐养天年的时间里，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随时都在义务帮社区里处理大小矛盾。邻里间的纠纷、社区的大小事情、警民和谐建设……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能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发挥余热吧。”这是罗光清的心愿，也是周围人尊敬他的原因。

“罗书记啊，你看附近的酒厂天天灰土扬尘的，家里的窗子都不敢开了。即便这样，屋里还到处是灰尘。这大热的天，也不能天天门窗紧闭啊，我们要去找酒厂理论理论。”罗光清接到周围的居民的举报后，去酒厂了解情况，之后召集居民代表座谈。“酒厂的排污是严重了点，但现在也在改造设备。这家酒厂当初是我们昆明的著名酒厂，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造设备的时间。”协调下来，周围居民也表示理解，酒厂也加快了设备改造进程……

除了关心身边的大事小情，罗光清也没忘远在家乡的父老乡亲。

有一年回家探亲时，才凌晨三点，他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水桶碰撞的声音。出去看的时候，原来弟媳是要赶早去村外的一处水源接水。纳闷的罗光清，就跟着黎明中去村外挑水的乡亲们到了水源地：在村外70米处的一股山泉前，排满了接水的水桶和黑压压的乡亲们。

“现在还不是最干旱的时候，排队接水还多少能维持日常饮用。一旦到了大旱季节，我们就要到澜沧江边的一处水源去取水。从村里到澜沧江要下2公里的大坡，还要背着水再上来。”当罗光清听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几十年前自己背着15公斤稻谷从澜沧江边爬上来的情景。

“再不能让乡亲们这么困难了，一定要解决乡亲们的饮水难题。”回到昆明后，罗光清跑前跑后，历时数年，终于证得各级民政部门支持，专门拨款，修建了一条5公里的水渠。这条水渠从白腊大河水源地开始，一直修到了白腊村委会小村村民小组，连附近的拜秧地村民小组的群众，也都吃上了甘甜的山泉水。

水渠修通的时候，罗光清还在昆明。等他过后回家的时候，村里人家家都送来了火腿和土鸡，这让他非常感动。“为乡亲们做点事是应该的，我也是这里走出去的娃。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一点都不能要。”最后，罗光清一家家退还了群众的心意。

“从放牛娃到农艺师，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用一辈子来报答党的恩情！”站在初冬的阳光里，罗光清数十年的信念还是那么坚定，一如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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