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清末云贵总督丁振铎从守城水军中抽调100名士兵，组建了昆明第一个专业消防队。

一个世纪多的漫长时光里，昆明经历了战争、疾病。但是，诸多灾难却仍然没有挡住城市发展的步伐。从昔日只有4具水龙、极其简陋的救火设施，到今天已拥有齐备的现代化灭火救援装备；从昔日的水军分散驻守在各处瞭望塔上观望火警，到今天广泛运用现代化指挥中心和信息化手段防控火灾，昆明消防已走过110年风雨历程。

每一次火场，都是浴血厮杀的战场；每一次火情，都是披挂出征的战鼓。这支始终奋战在血与火中的英勇之师，一直用他们的铁骨柔情守护着春城的安宁祥和，演绎着昆明消防的百年沧桑巨变。

“从永乐大钟到高科技的无线报警中心；从原始的水龙到现代化的车辆装备；从‘宝善红门’到矗立的消防指挥中心；从半路出家的水军到‘火凤凰’突击队……”在昆明遭遇了第一场寒流的肃杀中，在省中医院的推拿病房里，“红门”老兵洪利川在款款讲述着那些尘封的旧事。

拂去岁月的尘埃，一幅幅历史的画面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前身：粮道街的水军

1906年6月（清光绪三十三年），昆明东郊。古旧低矮的民居上，灰瓦残破，青苔密布。杂乱的民居间，是个不大的小市场，形形色色的清末昆明居民，在这里闲逛着……

“咔嚓”随着一声快门的响动，107年前的这一幕，被定格成了历史。小市场的所有人，都随着这声“咔嚓”转过头来，他们看到了一个容貌奇异的法国人，手里拿着一台他们都不认识的相机。

100年后，这位法国人的后裔，将祖父在中国拍摄的一批照片底版送到了中国。在云南著名探险家金飞豹的奔波下，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得以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很多老人从这些珍贵的照片中，找到了自己的长辈、自己儿时的影子。

“这张照片里有个人，身穿的就是当时水军的马甲，后背上还有‘水军’两个字。”一个激动的声音，在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里响起：“这是昆明最早的关于消防兵的图片了。”

窗外是肃杀的寒流，病房里却是暖融融的。

想起发现这张珍贵的照片时的情景，原云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洪利川的脸上，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从那张昆明东郊小吃摊的照片上，能看到100年前反映消防兵前身的老照片，我确实太激动了。后来，经过多方奔波，这张照片终于回到了我们手里。”

——满清年间，正值多事之秋，昆明城兵灾、火灾频发。咸丰年间（1857年），战火引燃昆明24家商铺，毁坏民房2000余间，元朝修建的忠爱坊付之一炬，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初，昆明已有专司救火的水军，百姓俗称水兵。这些水兵驻扎在城市中心、寺观等高处，观察城中的火警。当时，在所有的城门处都设有大水缸，可盛水300到500斤。在明朝永乐年间，为了预报火警，还专门铸造了一口大钟，宏亮之声可传遍全城。”

    洪利川描述的这口报火警用的永乐大钟，在钟声回响了100多年后，才结束了传播火警的历史使命。1949年3月，昆明消防大队首次安装了一部可供报火警的自动电话，号码为4002。从此，城市救火电话代替了警钟之声，永乐大钟也退居金殿鸣凤山的钟楼内。

“虽然设立了水军和大钟，但昆明的兵灾引火仍防不胜防。同治三年（1864年），五华书院的百年古建筑连同珍藏的宝贵书籍，还是顷刻间灰飞烟灭。

光绪30年7月，圆通寺里一片寂静，禅意缭绕。

一队人马打破了这里的寂静，一旁诵经的老方丈，见证了云南省警察总局的成立。设立在这里的警察总局，除了维护社会治安外，还承担着报火警和组织灭火的任务。

两年后的1906年的6月，一个烈日当头的中午，60多岁的云贵总督丁振铎亲临演兵场，神情严肃。

对面的空地上，100名士兵整齐列队，他们刚从督标署所辖的守城水军中抽调过来，正式组建成昆明消防队。丁振铎认命中军副将为消防队队长，部队最早驻扎在粮道街（现在的景星街）。

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支消防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组建的消防队之一。

发轫：抗日期间的消防兵

1916年，时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的唐继禹（唐继尧之弟）提出，欧美各国、日本及本国各省都十分重视消防，昆明市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相比之下，消防警察数量太少，消防器材亦不完备。因此，提议将消防队扩编至120人，编为3个分队。

1918年前后，昆明瘟疫横行，导致病员猛增，本就为数不多的医院人满为患。看到这种情况，时任警察厅厅长的朱德一声令下，将城南关帝庙扩建为警察医院，并将原消防队驻地改为医院，消防队全部转移到景星街五灵庙。次年，又由五灵庙迁至宝善街194号。

 随后，朱德尽当时可能的条件，改善昆明消防队的驻防条件和消防设备。朱德任职期间，昆明无重大火灾记录，实属难能可贵。

 “昆明消防部队及其机关在宝善街驻守了83年，直至2005年8月，昆明市公安消防支队才搬迁至北市区。”说起朱德与昆明消防的渊源，洪利川如数家珍。

 抗战爆发后，昆明既是大后方，也是大反攻的前沿。炮声、哭声、呼声，到处是一片混乱；火光、坍塌、瓦砾，一片废墟……这是1940年前后昆明人生存的现状，也是消防队员们在其中不断抗争的昆明城。

1938年的一天，炮火轰鸣时断时续，刚刚离别妻儿的岳义成，走马上任昆明市消防大队大队长。他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扑救火灾，加强爆破灭火和攀登高层楼灭火的需要，岳义成在大队部内设爆破班和攀登班。为了避免空袭火灾延烧商店和民房，消防队还在各街铺面加筑封火墙，开辟防火巷。至1939年6月，共筑封火墙1320堵、防火巷36处、消防水池29个。

1941年1月，昆明市中心。突然，警报骤响， 21架飞机排成两列俯冲下来，露出机身上大大的日本军旗。前面的4架飞机投下了多枚炸弹，其余的敌机分批反复轰炸这片区域。一时间，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死平民10多人，到处是残砖断瓦，火势汹涌。

消防大队接到警报，不顾敌机再次轰炸的危险，在队长岳义成指挥下，一面抢救居民生命财产，一面灭火控制火势。无奈，风势陡转，百余间房屋难逃厄运。尽管如此，由于消防队员的努力，附近的几大古建筑得以保留下来。事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特地奖励了消防大队国币数万元。

在太平洋的炮火越燃越烈的时候，昆明防空消防队正式成立，除了官方的救火组织外，民间的义务消防队也纷纷成立。

中期：“宝善红门”的来历

1966年3月末的一天，昆明的天气陡然转冷，行人无不瑟瑟发抖，家家户户无不相互依偎，坐在火炉旁取暖。

 夜晚，位于武成路的“三一圣堂”炉火正旺。睡觉前看会书，已成了孙牧师的习惯。谁料，一阵倦意袭来，手中的书滑落在火盆里，顿时蹿出了火苗，热浪惊醒了打盹的牧师。他一把将书从火盆里拿出来，但火星溅出，引燃了地板上的书报。顷刻间，整间屋子被大火包围了。

此时，教堂周围的居民抓紧报警。3分钟后，消防队员赶到现场，但高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骨架，摇摇欲坠。消防队员从瓦砾中拽出几具被烧焦的尸体。

“我们应该再快一点，他们相拥在一起，母亲为身体为孩子抵挡着大火……”刚入伍的一个小战士泣不成声地说。“别哭，我们已经尽力了。”队长拍着小战士的肩膀安慰着。

 这场惊心动魄的火灾，是当时发生的重大火灾之一。从抗战结束至上世纪60年代的15年时间里，由于昆明市消防大队卓有成效的工作，重特大火灾很少发生。由于昆明消防大队驻守在宝善街，昆明市民便将消防大队驻地称为“宝善红门”。

 洪利川说：“现在，昆明公安消防支队盘龙一中队仍驻守在宝善街。红门洞开，战车待命，随时准备出动，处置任何火情与险情。他们将用自己的行动与风范，不负‘宝善红门’的美誉。”

巍山是南诏古国蒙舍诏所在地，山川秀丽，地杰人灵。

1952年，年仅19岁的洪世勋正式加入公安队伍，1975年任大理州公安处消防科副科长，成为消防战线上的普通一员。作为大理州公安消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为大理州的公安消防事业发展艰苦卓绝、赴汤蹈火、走村串寨、废型忘食的工作。

“随着国家体制的改革，1965年国家正式招募现役消防兵。1977年，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劳改科去公安部民警干校学习消防专业，回来就到了大理州的消防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安消防兵。

说起父亲，洪利川的眼里充满了眷恋和追思。

中国消防事业的发轫期，正值国家刚度过自然灾害，条件比较艰苦。当时的消防队和消防科是分开的，消防队负责灭火，消防科负责防火。

“当时，省公安厅设有消防处，在下面州市公安局设有消防科，每个消防科里也就两三个人。再到了基层，就没有专门的消防科室了。基层的消防工作，完全靠公安局和派出所来承担着。”

洪利川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消防队设备，还是解放牌的消防车，水罐储水量只有3.5吨，扬程也赶不上现在的消防车。一直到九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才拥有了很多新兴的消防车。

在他的印象里，父亲讲述的最大的一起火灾，是滇西纺织印染厂的一起火灾。

那次的火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大的一起火灾，不但灭火时间长，而且经济损失巨大，损失达70余万元。在那个年代，造成损失70余万元的火灾，对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了。也就在那次的救火中，洪世勋不慎跌进水沟里，腰部受伤。

在他的一生中，为了组织指挥救火，曾多次受伤。

“但是，他还是带伤参与各种灭火行动。为了勘察火灾现场，父亲和同事经常要跋山涉水到大山中，每次来回都要两三天时间。”

接力：祖孙三代的红门情结

一般情况下，洪利川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事。只有二三好友、一壶浊酒相逢，在酒酣耳热之际，才会提到自己的消防员父亲。每每提及，他又总是黯然神伤。

“我14岁参加工作，16岁参军，远离家乡，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作为长子，孝敬他老人家的时间就更少了。对父亲，我始终有种歉疚感。”

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洪利川制作了一本纪念图册《洪炉世勋》，以此来纪念父亲献身消防事业光辉而又平凡的一生。

“我从小就是在公安局大院里长大的，对消防工作有着浓厚的情结。所以，参加工作后，也参军到了消防部队。这一干，就是近30年啊！”

2009年，洪利川的大女儿大学毕业也加入了消防部队。一家三代的红门情结，在消防部队传为美谈。

在洪利川的印象里，“5.12”汶川抗震救灾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山为谷，深谷为陵。”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一个名叫汶川的小县城，成为了世界的焦点。历史在14时28分的时刻凝滞。那一刻，山岳震荡，江河断流，苍生泣血，天地变色。与四川山连山、江连江的云南，责无旁贷地走到了支援灾区、抗震救灾的最前沿。

5月12日夜，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大理、红河、文山等7个公安消防支队的特勤队伍，奉命参加赴川抗震救灾。108名消防官兵，天亮前完成了集结。10多个小时集合全省消防部队的精兵强将，一个晚上做好执行任务的全部准备工作。

13日中午，云南公安消防部队赶赴四川灾区突击队整装待发。第一支突击队的指挥长，是云南公安消防总队的副总队长洪利川大校。当时，他的爱人正因病住院治疗。洪利川只说了两句话：“我走了！你保重！”爱人没有回答，在电话里轻轻啜泣着。

蜀道难，入蜀之道亦难。

当突击队夜晚行军至水富县时，大雾弥漫，道路难行。为了快速到达灾区，洪利川下令：下车，用人当路标！说完，他第一个跳下车，站在了路边。首长就是标格。一时间，几十名突击队员全部下车，排成人墙，车灯照在救援服的反光条上，指引着车队缓慢通过。

为了抢时间，一路上突击队员一块压缩饼干、一包方便面、一瓶矿泉水地坚持着。在跋涉了20个小时、行程1200公里后，突击队出现在了都江堰市的街头。他们是救援都江堰市灾区的第一支携带了足够的重装备、搜救犬的外省市消防增援队伍……

因为儿时的耳濡目染，让洪利川很早就对红色的消防车“情有独钟”。

从事消防工作以后，在长期面对着生与死、血与火严峻考验的特殊环境里，他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见证了消防战车的一次次卓越表现。他不仅为所从事的事业感到自豪，也对和自己一块“出生入死”的消防战车有了更浓厚、更特殊的“战友”感情。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模型收藏在我国蓬勃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则关于台湾一名消防车模发烧友收藏的200多具高仿真消防车模的新闻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洪利川。特别是一个个车模后面的故事，更是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他开始意识到，消防车模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收藏界的一个独特领域，同时也是消防这一特殊行业发展历程的见证，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于是，他把对消防车的特殊感情，转移到了收集消防车模的活动上，开始了对消防车模的收藏。

起初，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他收集到的多半是制作较为一般的消防车玩具，但他边收藏、边学习，向收藏专业车模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消防装备的发展，各家车模制造商对这一类特别的车模也越来越重视，消防车模品种不断得到丰富，而且制作水准也越来越高。

洪利川收藏到的消防车模数量逐渐增多，品种也日渐丰富，各种造型逼真、做工精致的车模出现在了他的收藏中。如东风、重汽斯太尔、雷诺等系列的消防车品牌形象和消防老爷车、云梯车等功能、用途各不相同的经典模型，也进入了他的收藏。

如今，他已收藏到各种消防车模型500余具。

藏品中，不仅有我国最早的解放牌系列的消防车模型，也有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曾在美国“9.11”事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富兰克林和TWH等系列品牌的车型。这些藏品身上，演绎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我国乃至全世界消防车装备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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