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梁武帝的评价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庙号高祖。萧衍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今南京），为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丹阳尹知事。南齐中兴二年（公元502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萧衍在位时间达48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颇有政绩，在位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饿死于台城，享年86岁。

梁武帝博学多通，文武兼备。长于文学,善音律,工书法。《梁书刘孝绰传》称其“雅好虫篆”。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帝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力，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萧衍惟重钟繇、王献之，对钟繇、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颇有精到之见。传世书迹《异趣帖》近于章草。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皇帝。做皇帝初期，勤于政务，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冬天都把手都冻裂了。他注重节俭，不讲究吃穿。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还称他：“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他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诗写得也很好。“劳燕双飞”一词就是来自梁武帝一首七言诗《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现存诗歌有80多首，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

梁武帝擅长书法，特别是他评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的重要依据。他在全国 各地广泛搜集王羲之及“二王”书法作品， 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辨别真伪。因为早在东晋穆帝（345- 361年）时，就有人模仿王羲之的字。据《二王等书录》记载，有个叫张翼的人及僧人惠式模仿王羲之的字，“时人不能辨”。《论书表》也记载：王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穆帝使张翼仿效王羲之的字，“一毫不异”。王羲之开始没有发觉，等他再仔细端详才看出是有人在模仿他的字迹，他感叹地说“小人几欲乱真!”模仿的风气到了南朝，先是帝王鸠集王书，又使人模拓、复制。此风一开，劣迹伪迹接踵而至。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儿子、新渝惠侯刘义宗对王羲之的字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悬金招买”王书，概始于他。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梁武帝通过整理,辨别真伪，将定为真迹的王羲之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为了使王室子弟更好学习王羲之书法，梁大同（535年-546年）年间，梁武帝令殷铁石在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一千个字不重复的字，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梁武帝召周兴嗣，对他说，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尚书故实》称：“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这就是四言韵语《千字文》的来历。《千字文》每四字一句，共二百五十句，其中仅重复一个“洁”字。全篇行文流畅，内容丰富，条理分明，通顺可诵，涉猎自然社会、天文地理、伦理历史，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

梁武帝还与陶弘景书疏往返，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思想家、医药家。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陶弘景虽不为官，但梁武帝与他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与梁武帝论书启》系陶弘景与梁武帝讨论当代著名书家钟繇、王羲之等书法之优劣得失的来往启答，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此文。陶弘景和梁武帝一样，都非常看重钟繇、王羲之的书法。陶弘景在给梁武帝论书启中说：“钟（钟繇）王（王羲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弥增爱服，俯仰悦豫不能自已”。他批评当时“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认为由于崇尚王献之的书法，海内都不知道钟繇和王羲之，这太不应该了。他对在江东看不到钟繇的书法墨迹，“常以叹息”。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是“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这种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暮年方妙”的观点， 为一、二百年以后《晋书王羲之本传》的作者和孙过庭《书谱》所接受，社会所公认。在与陶弘景书疏往返中，梁武帝提出，王献之书法不如王羲之质朴，也不如钟繇。他说，学王献之的字，“如画虎也，学元常（钟繇）如画龙也。”他还提出“古肥今瘦” 重要评判标准。这句话源自梁武帝的《观繇书法十二意》。他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最早将“肥”、“瘦”引入书法美学，是南朝宋人羊欣。羊欣（370-442年），字敬元。官至中散大夫，书法成就颇高。书法美学史上，“肥”与“瘦”作为对立的美学范畴， 一般指字体或笔画的肥瘦。肥者多肉，瘦者多骨。其来源与魏晋的筋、骨、肉有关，其后以肥、瘦论书则较常见。梁武帝萧衍反对其时论书“古肥今瘦、崇瘦贬肥”的说法，认为历朝历代的书法大家们，都有其独到之处，肥瘦说明不了古今之异。“肥”、“瘦”是书法美学中相对立的审美范畴，哪一种更美，与时代的审美趋向有关，都不过之，则各得其美。梁武帝还把“殆同机神”作为书学批评标准,为品评书法确立了一项重神韵的审美法则,从而也确立了他自己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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