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戴翔
儿时的校园时光,不光有“沿着校园熟悉小路……”,也不光有书声琅琅。还有放学铃声一响,欢快的麻雀,各回各的破窝,也还有打过的架,做过的恶作剧,只是没有把图钉放在同学的座位上。
春天的柳絮是做口哨的好材料,细长的柳叶夹在两拇指之间,对着两指间缝隙一吹,就会发出声响。还可将柳叶夹在两铁片间,可吹出悦耳的山歌旋律,这种口哨龚开富做得最好,每天他吹着口哨走过村寨,有喜欢的两分钱买一个,我们买不起的就自已做。还有用麦杆压扁一端,树叶一卷,都能吹出悦耳的声响。这就是童年的乐器吧,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春天,有个重要的节日——植树节。王泽金的柳树苗,每天都会被拔起再插下,全班就数他泼水最勤快,最终,只有他的柳树没活,他气得大哭了一场,我们躲着窃喜,还猫哭老鼠式的安慰——是你水浇多了。
夏日炎炎,用棕树叶拴着“洋瓶”到解家大水井打水喝。一下课,井栏边围成一圈,十几个“洋瓶”呯呯嘭嘭的碰撞声和着童稚的欢笑,也常常十几个瓶索扭缠在一起,惹得一阵慌乱。
夏日,约着同村的同学早早去到学校,不是正二八经去读书,而是三五成群去离学校较近的鱼塘游泳。书包衣服脱在包谷地里,被作恶作剧的同学抱了藏起来,游泳起来一群光着屁股的男孩满地到处找,碰到包谷地里干活的妇女,又遭一顿“砍血脑壳”。狗爬式游泳就是那时手撑在浅水底部,脚噼噼啪啪打水花学会的。
忘不了放学后到瓦厂挖窑泥做过的各式各样的吹机,有小鸟型的,青娃型的,还有拐在腰间的小手枪。下晚自习要经过一个坟场,就这小吹机和小手枪一夜一夜的壮着胆。
冬日有两样东西无法忘记,一是从屋缘垂下的凌钩钩,粗一点的有锄把那么粗,常常敲一根当金箍棒使,耍到学校已脚疆手冷,凑在同学火笼上烘烤,马上是疼痛难忍。若是在家里,肯定会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二是火笼,要提火笼到学校,那得早早起床生火。另外,在冰天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爬坡上坎的上学路,甩火笼是个技术活。有一次地面是厚厚的凌,在一小缓坡上甩着火笼,不料,火笼刚过头顶,滑倒了,火炭烧焦了头发,烫伤了脸。
学校门口的地滩,有五分一个的米花团,看着就馋。五分一盅的葵花瓜子。一分线三片的酸罗卜。两分一堆的蚕豆……
也有在放学的路上,同学把父母的名字用粉笔写在路上,一帮同学边踩,边齐声叫喊那刺耳的顺口溜,那是骂父母和家人的。因此也冲上去“拼过命”,终因寡不敌众,被有预谋的同学们群殴,被打了个鼻青脸肿。
滚铁环,那时叫开钢圈。到高年级时,学校外面有一块篮球场,老教师从办公室摇着下课铃走向学校大门时,同学们蜂拥而出。男同学们在操场开钢圈,上百个钢圈的声响,整个学校震耳欲聋。女同学有的摔着长绳,十几个跳绳,有的接着上节课未跳完的橡筋,最后一关已达到脖子那么高了,有的跳螃海,有的抓子。
那时几乎没有父母会逼孩子去读书,更别说接送孩子上学。在每次开学报名时,我的父亲都要说:“别读了,祖坟没葬着。”只等父亲下地干活时,母亲才从夹柜里拿出私房钱,一层一层解开破布,把钱点好,交到手上,叫我们绕道跑去学校。工作了,经济也宽余了,每年除夕,父亲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发压岁钱,然后交待一通什么要好好读书之类的。我曾开玩笑说:“爸爸,我们读书时你不是不给读嘛?”爸爸既自豪也愧疚的说:“还是读书好”。
送孩子上学,记忆中只有陈发文和陈发相的爷爷,每天早上都用棍子吆着他俩进教室,现在想想,那老人若不是一个读书人,甚少也是读书意识很强的达人。
那个年代既没有钟,也没有表,上学听鸟叫。父母会说“东方动了,小雀都叫了,起来去读书了。”这种小雀是南方的小谷雀或叫墙洞雀,天麻麻亮时,小谷雀开始叽叽喳喳的叫,一般我们以鸟叫为起床的信号。
还有就是听着此起彼伏的村骂,一路奔向学校,村骂是贫困年代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一般是某家丢失东西,若怀凝某人,老妇女会坐在丢失东西的地方,面向怀凝的方向,手一边拍打地面,一边有节奏的咒骂,伴随着身体也有节奏的前俯后仰。其实就是一种诅咒,她们认为,早上妇女的诅咒会很灵验,通过诅咒使那偷窃者遭恶运。这里有几段很有意思的村骂,相传甚远。
村骂一:“哪个砍血脑壳呢,偷了老娘的小瓜,老娘昨晚数了还有十五个,今早只有七双单……”
村骂二:“偷了老娘小瓜的砍血脑壳你听好,没偷着的砍血脑壳冒多心……”
村骂三:“哪个砍血桩桩的拔了老娘的罗卜,罗卜拔掉们窝窝还在。拔了罗卜,还把老娘的粪都带出来……”
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逐渐被遗忘,最后消失于茫茫的黑洞。让她留存于我的文字里,让她留下更多的情趣,让她见证曾经的过去。
(来源:云南民族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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