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是一种高雅却又务实的精神劳动。书籍可以帮助传播知识，辅助选拔人才，延伸作者思想，更有无数人依靠读书改变了命运，而今天书籍依旧滋润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在城市以外的广大的农村地区，阅读一本好书却依旧不是一件易事。

2007年国家为了解决农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一座座殷实的“文化粮仓”拔地而起，在解决农村群众看书、读报、接触互联网，丰富文化生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至2015年底，我国近四万个行政村几乎村村有书屋，自此农家书屋成为了基层农村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持续不断地为农村群众输出着知识与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村各类产业进步方面有着显著作用。

然而近年来，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远地区农家书屋在共建共享、管理运营、服务供给等方面的水平出现了普遍性下滑，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作用。如今的农村地区，一部人被信息洪流和算法裹挟，沉迷碎片化的感官刺激，而另一部分人却同时失去了学习实用技能、接触优质书籍的机会。在不成熟的新媒体推荐算法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数不清的优质传统文化活动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加之农村人居所偏僻，文化程度也相对低下，于是聚众赌博、迷信活动、大办客事等一些不良风俗有了抬头之势，不利于乡村移风易俗，树立农村文明新风尚。农家书屋这座“文化粮仓”迫切需要一场阳光的暴晒。

剑川县马登镇是一个拥有2.3万人口，12个行政村的乡镇，配备了13个标准图书室，藏书量3万有余，有独立的藏书、阅读场所，书籍、书架、照明、阅读环境都能够保证，比较好的做到了一个图书室最基本的要求。马登镇的农家书屋也曾遭遇过大门紧锁、无人问津的不利局面，他们面对问题的做法和经验却值得借鉴参考。

弃旧换新，加强书屋“新陈代谢”。为了提高每一间农家书屋的图书品质，马登镇文旅服务中心组织各村文人与退休教师，对农家书屋图书进行甄别和精选，保留优质、可靠的图书，归类上架，剔除老旧、偏颇、不符合当下实际、无法起到指导作用的图书，打包保存，为阅读者提供了一个精炼、可靠的“好书屋”，扫清了农家书屋“老态龙钟”的印象。

允许损耗，避免书屋效颦“天一”。天一阁为明朝高官范钦所建，400余年后却以“书不出阁”闻名天下，不少基层农家书屋因疏于管理、懒于开放，把一个传递知识的场所活生生建设成了高冷的“藏书阁”。在镇级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会议上，负责人提出了“大门常开，允许损耗”的管理原则。农家书屋的本质是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所藏图书并没有更多收藏价值，它功能首先应该是“被使用”，“被消耗”，去尽可能的传递知识。书籍的破损、变旧、消耗和一定程度的遗失应该是被允许的，不要把基层图书室建设成一个又一个缩水版的“天一阁”，而是要有需求的人能从这个“文化粮仓”里找到填饱肚子的知识。

鼓励阅读，重视活动。建设之初基层图书室里的大部分书籍具备很好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播功能，《道德经》和《三体》跨越千年并存一室，颇有趣味。但逛遍诸多基层图书室，会发现很多受欢迎的好书遗失成为常态，乃至偶有书籍被寻回的时候才发现，书籍甚至没有被翻开过的痕迹。镇级文旅服务中心对农家书屋的检查项目便从图书“有没有”的库存结果，逐渐转向“用了没”、“怎么用”的行为过程上，重视借阅记录数量，关注各村读书活动质量。随着管理方向的转变，涌现出了许多优质的村级文化活动。

坚守阵地，兼顾新媒体渠道。如今时代急速发展，动辄十余年不变样的农村书屋一方面坚守了社会文化传播阵地的最末端，但也失去了和新时代接轨的机会和红利。网络阅读已成为了绝大多数有阅读能力者的基本阅读方式，从前的微博，后来的朋友圈，如今的抖音快手，还有现在不断诞生的新平台们无不占据着群众的每一丝注意力，电子化和信息化的缺失是目前图书室功能缺失的一个遗憾。接轨时代并不是要基层图书室去和头部大平台竞争，而是要成为符合基层文化需求、信息需求的信息传递者、筛选者、发布者，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发布符合当地的知识和信息。

化整为零，以文化小组形式多频次、小规模主动深入群众开展活动。随着本地新冠疫情受控，文化活动也得以再次展开，但为了配合各部门防疫措施，安全开展文化活动，马登镇取消了“二月街”“镇级春晚”等大型文化活动，转而将精力放到“春节送楹联”“诗词、白曲交流会”“广播宣传传统 节日”“发放文化小卡片”“赶集日文化宣传”“村级春晚”等接触时间短、人员聚集少、活动对象准的小活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这里，农家书屋正肩负着助力乡村振兴，满足农民读书需求的重要使命，通过对建设、管理、服务的全方位整改，农家书屋正逐渐成为马登镇乡村振兴路上最可靠的“文化大粮仓”。

文图/张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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