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永远在返乡的路上

□ 哥舒白

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22岁的我和小我两岁的师弟悟丘手里捏着两瓶啤酒踢开了思茅师专422宿舍的木门。422宿舍是我当时的栖身之所，我有3年的青春就在这里度过，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很多事情已经悄悄发生，只是人们还不知道。那天是周末，宿舍里没有人，我和悟丘像两个密谋作案的人一样，打开啤酒，压低声音，一人占据书桌的一边，就着花生米下啤酒，话题开始像水一样流淌向了远方……后来，悟丘把喝空的酒瓶往桌面重重一磕：干就干，就这么定了。就这样，他从我手里接过了学校文学社的担子。

直到很多年后，悟丘还会和我说起，就是从1999年的那个晚上开始，他才真正决定走上写诗这条日后让他饱受苦头的道路。我知道这只是一句玩笑，因为在那之前悟丘就已经在几个硬皮笔记本上写下了大量的习作，并且已经有诗作在当地刊物发表。写诗，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的归宿。那时候大家都还年轻，对生活，对文学，对诗歌还充满着热情与梦想。我们常常在校园里旁若无人，自以为是，总以为理想不远，诗人的桂冠就在前面的路口，相信诗歌是永恒的，相信时间也是永恒的。

而今时过境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包括我们在诗歌中歌颂过的故乡。

在李白、张若虚、里尔克的时代里，诗人是世界的盗火者，是先知、智者，被视为时代的先锋，在那个时代，世界的传统是围绕着诗人而定的，那个时代的故乡永远都是亲切、温暖、质朴的，诗人笔下怀念的故乡也永远都是他年少时的那个样子，没有一个诗人会迫切地希望故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永远都是故乡忠实的吟唱者和保持者。

而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种大而无当的诗歌美学，一种通篇充斥着各类大词、硬词，高蹈姿态的写作占据着诗歌，一度使诗人走向了故乡的反面。时至今日，这种无视芸芸众生的写作对诗歌本身的伤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识到。部分诗人已经摈弃了以往只针对上帝的书写立场，开始了回省内心，回归地面之旅。毕竟，只有大地才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而诗歌就是对这种源头的探索与抚摸。数年前我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写作的灵感全部来自于故乡，来自于对童年的不确切的记忆。世界变了，故乡终有一天也会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确认，我只有让故乡进入我的语言，在语言中保持原在。对故乡，我像一个守旧的农民，一辈子也走不出去，这使得我与故乡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我一辈子都将生活在故乡特有的细节当中，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回忆。这使我的写作更加保守，写到故乡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都是缓慢的甚至是凝固的。然而这也是当下的写作中最缺乏的。现在流行的是一日千里，与时俱进。”我想表达的是，我的这种保守与因循守旧，这种对母语孤独的聆听，如今在师弟悟丘的诗集《故乡温暖》里得到了隐约的回应。这种应答，正是诗人间的相互救赎。这就够了，至于里面的诗歌，他已经属于读者了。

回想起了1999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两个年轻人的秘密约定：世界啊，你可要小心，诗人已经上路了。是的，诗人上路了，怀里揣着他的新诗集，可是故乡消失了。身在故乡之时，我们向往远方，到了远方，我们怀念故乡，这就是诗人的宿命：永远走在返乡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