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云南省青年学者、译坛新秀张倩绮的第二本译著《亲爱的提奥——凡•高传》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继她翻译的《相对论》出版两年之后的又一部翻译力作。短短几年时间，她就翻译出版了两部西方经典作品，她是怎么做到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在昆明张倩绮家中对她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

张倩绮（以下简称张）：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是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正在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习，为了更好地练习英语各方面的能力，我开始接触一些英语听译方面的工作。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高编辑，他们出版社每年都会采访很多来中国宣传电影的好莱坞主创，采访全程都用英语交流。因为我的专业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出版社常常会把影视有关的翻译工作交给我来做。我从小生活在影视人集聚的广电大院里，父母也是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耳濡目染文化熏陶，我从小就对电影艺术感兴趣。这好像正印证了那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2014至2016年间，我参与过《海底总动员2》《蚁人》《星球大战》等好莱坞导演、主演的采访工作。与此同时，我也从事一些文字性的翻译工作，一开始主要是一些儿童插画作品里的文字翻译。在这些翻译工作中，我的能力逐渐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大三那年，出版社高编辑突然发给我一串书名，希望我在其中选一本翻译。我仔细看了看，书单中有《物种起源》《几何原本》《相对论》《基因论》《自然史》《通俗天文学》等。在这些书名中我第一眼看到《相对论》，就对它特别感兴趣。一方面我觉得翻译这样一本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书富有挑战性；另一方面物理一直是我很有自信的学科。我曾经担任物理课代表，也是全系物理分数最高的女生。于是，我就与出版社签订了《相对论》的翻译合同。之后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很顺其自然。我通过了试译，就开始《相对论》的正式翻译。大概两年之后（2017），这本书就出版了。

2018年，我还受腾讯新闻的委托全程文字直播了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直播员是单独的通道，所以，我以为没人看我的直播。直到下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18.9万人在看我的直播。大概就在2017至2018年这两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翻译产生了浓厚兴趣。

记：截至目前，您共翻译出版了哪些著作？您选择这些著作进行翻译的初衷是什么？

张：截至目前，我出版过的译作就是《相对论》和《亲爱的提奥：凡•高自传》，其中《相对论》在2017年第一次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于2019年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为精装版，于2020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再版并制作为电子书。

选择翻译《相对论》是我对物理最有自信也最感兴趣，《相对论》也是我自己一直想读的书。在偶然的缘分下，我就选择了它，也可以说我和它就突然碰到彼此。

对比之下，第二本译作《亲爱的提奥》就更像是我内心想要翻译的作品。在《相对论》获得出版之后，我前所未有地辨识到自己作为“翻译者”和书籍扉页“作者”的身份。也很巧，就在我翻译的《相对论》出版后，一次看电视时突然看到关于翻译家许渊冲的节目：这位西南联大毕业的翻译家，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台老式电脑前缓慢地打着字，他说自己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每天不多翻也不少翻，就翻一千字。我深深为他的精神所震撼。

西南联大是每一位热爱文化、热爱教育事业的云南人心里的一座高峰。记得在云大附中读书时，当时的教育部主任时常说：我们云大附中的学生，心里要装着西南联大的精神。我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这句话时时回响在脑海中，不断激励着我，感动着我。的确，西南联大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可是它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不断成长。

我就是在许渊冲先生身上同时看到了老联大人的缩影和翻译家的精神，以及翻译者可以为文化做出的不懈努力。翻译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词语的选择和句子的结构都需要不断地推敲、斟酌，而且需要有耐心，要与时间熬。翻译完第一本书之后我本来没有打算继续翻译，毕竟翻译实在是一项大工程，而我也不是翻译专业出身。可是许老先生的这种精神点燃了我，让我对翻译重新燃起信心。

《相对论》出版之后不久，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又找到了我，这次他们带着《亲爱的提奥》来，希望我尽快从英文版翻译过来。我非常喜欢凡高，之前也读过别的译者翻译的《亲爱的提奥》。可是这本书篇幅实在太长，而出版社给出的时间又太短，我险些想要放弃。可是我又真的很喜欢凡高，我想大概每一个对艺术稍微有了解的人都很热爱他，热爱他对生活的热爱，感动他的感动，痛苦他的痛苦。我想要借这次机会进一步了解他。所以在跟出版社反复沟通了翻译期限后，我立刻就开始着手翻译。

记：您的译作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亮点在什么地方？

张：出版社找到我翻译《相对论》的时候说，这一套书的概念是“以青年的话，给青年阅读”。换句话说，就是让青年译者来翻译，让青年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经典。因此语言要求是简练易读，既要强调专业性，也要让普通读者方便阅读。我相信我的英语理解能力，也相信我的基础物理知识，所以我就开始翻译了。翻译前言的时候，我就深受爱因斯坦话语的鼓励和启发，他说，这本书是写给“从科学和哲学角度对相对论持有广泛兴趣的人”，而“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需要具有准大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这说明这本书和其中的理论就是为了给科学和哲学爱好者写的，“准大学生”更是说明，其中的理论是基础之基础，读者们只要耐下心来读，就可以读懂。

当然，为了尽可能专业地呈现这部物理经典，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三种不同的《相对论》译本，从中对照物理学关键概念的译名，观察科学读物的翻译逻辑和语句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不足。尤其是在英中对照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发现，之前的中文译本常常陷入字面翻译的陷阱。譬如，在翻译句子时没有重新整理其中的逻辑，导致翻译不通顺，因此读者难以阅读，更难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是，之前的译本不乏名家翻译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可是在当下阅读起来已经有了明显的年代感，这样对年轻人的阅读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译本对爱因斯坦的原文进行了删减和重新编辑，有的章节直接消失了，但是也对有的知识点进行了补充说明。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尤其关注上述前两个语言问题：尽我最大的努力充分理解爱因斯坦的本意，对语句顺序重新编辑，以便读者以中文逻辑直接理解文本。与此同时，我尽量保持译文的简洁精炼，极力用标准的中文，不刻意彰显自己的翻译风格，也不刻意留下年代感。对于全篇来说，我严格按照《相对论》英文原文的意思和结构来翻译，没有进行任何删减，甚至补充了译者注，并在每章末尾进行知识点科普。

不过稍有遗憾的是，在其中一个再版的版本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版本），编辑在我翻译的原文之前加入了两篇自述和一篇代序（都不是我翻译的）。我感觉有些失望，感觉自己的作品被篡改了。

《亲爱的提奥》显然与《相对论》不同，因为《亲爱的提奥》是书信集，是凡高多年来与弟弟提奥通信的节选，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与科学论文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在《亲爱的提奥》中，我尤其关注的是如何用语言组织思想和营造情感。但是这不代表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需要专业性，实际上恰恰相反，《亲爱的提奥》中涉及了很多绘画方面的专业问题。比如说，凡高在信中常常与弟弟交流自己看到了哪些人的画作，他们好在哪，不好在哪；他还与弟弟交流自己最近在做素描或者版画的练习，其中哪些技艺需要再改进。他也常常讨论自己最喜欢哪种纸张、哪种铅笔、哪种颜料......这些都是专业的问题，需要译者也耐心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盲点。

所幸我是艺术爱好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断在维基和百度百科中切换，寻找凡高在信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和各种美术材料的背景资料，并将其一一注释。我相信这在当下已有的译本中还是很少见的。

另外在语言上，我采取的策略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凡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不仅凡高本人，连同他的语言也被极度优美化和浪漫化了。我不知道他的荷兰语原文是什么样子，不过在我所阅读到的英语原著中，凡高是一个用词简单，情感直接的人。而他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的“拙劲”。他显然是聪明华丽的反面，他倔强而执着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日复一日地出去画画。他穿着简朴，可是才华横溢。即便自己光着脚，他也要用最贵的颜料，因为只有那个颜色是他想要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我就希望从语言上还原这样一个凡高，他穷困潦倒，每天都很焦虑，可是在他身上有某种坚持，执着和热爱，那么动人，好像永远都不会被生活的痛苦消磨掉。

记：在您的译作中，您最感到欣慰的是什么？

张：最欣慰的，大概是能够以翻译这样一种方式与爱因斯坦和凡高从文字上亲密接触吧：一词一句地阅读，在脑海中构想他的世界。我时常感概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工作，不仅可以去接近这些强大的能量场，在阅读和翻译的时候共享文字里的时间，还可以把他们的所思所想再传递下去，让更多人看到。大概只能说，感谢翻译。

记：翻译被称为“第二次创作”，请谈谈您的翻译体会。

张：翻译的确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翻译的理论分为各种流派，包括怎么理解“原作者的意图”，怎么理解“信达雅”。有的人推崇优美和诗意，有的人推崇简单和朴素；有的人支持把英文的语境替换为类似意味的中文语境，比如翻译中使用很多中文俗语和谚语，有的人支持在不影响英文语境和文化氛围的情况下使用中文逻辑进行书写，有的人则完全保留英文逻辑和英文词汇。说起来可能只是几个标志性的流派，可是经过不同的手，大脑和灵魂，翻译出的文字和意境却是千差万别。这里或许能联想到一个中国人熟知的表达，“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很有趣的是，就连这个看起来非常洋式的表达，其实也是中国的独创。

要继续讨论下去的话还可以更哲学，那就是语言到底能不能被翻译，换言之，翻译必然有其有限性，有其不可翻译性，可是界限到底在哪。如果将所有的细节放大，我们于是有理由怀疑，任何为了翻译做出的尝试，比如任何一次语句的修改，句式的改变，主语的前置或者后置都会影响阅读理解。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宏观意义上的，因为从整体来说你还是理解了某种理论，某种情感；可是它会影响你如何理解它，就像你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还是先看到这个人，再了解他的性格。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常常陷入这样的思考，有些时候会很纠结，会很沮丧，因为你大概无法从语言的转译中完全还原这个文本；可是换一方面来说，这些并不能以我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像我不能改变我，我也成为不了别人，我能且仅能抓住“自己”这棵稻草，去翻译出我所理解的《相对论》和我所理解的凡高。

记：能否简单谈谈，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翻译算得上是一部好的译作？

张：从我个人的审美和阅读喜好来说，我更偏向于保留外国文字风貌但精心梳理过行文逻辑的译作。我认为翻译应该保留别国语言的特色和文化背景。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词汇和气质，也赋予了诉说者不同的感受能力。若要将某一门外语的独特感受完全翻译成中文式的感受，我认为实在是折损了这门语言的妙处。可是如果要保留这种语言的灵性，又要用中文转述、表达出来，那么受到考验的不仅是中文本身的灵活性，更是译者对两种语言体系及其语言背后的两种不同文明的掌握程度。其中的抉择、权衡、平衡，既很难掌握，又一言难尽。

以我的阅读和翻译经验，我还不敢妄断哪些译著是好的译著。不过我有一个小例子，在我心中算得上是翻译中的神来之笔，这或许能代表我的翻译理念和审美基础：那就是傅东华先生把Gone with the Wind 翻译作《飘》，实在妙极。Gone with the Wind，如果平白地翻译过来，应该是“随风而去”或“随风而逝”，虽然中文中也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傅先生更品味到，Gone with the Wind，是风吹过的韵味，可能是吹起一片树叶，或是水中的涟漪。而结合起原著，似是人卷入时代中的无奈，也或是塔拉庄园中花草树木的永恒，其中的况味还得个中人来体会。无论是“随风而去”还是“随风而逝”，其中都暗含了一种沧桑。而风吹过的状态，实际上就是“飘”，唯有“飘”保留了这种开放的体悟的可能，可以是人在岁月的河流中飘零，也可以是不经意的微风。翻译作“飘”不仅更有诗意，还作了留白的处理，所以在我看来实属翻译的绝佳案例。

记：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否碰到过特别的困难？比如“言不尽意”这样的表述困境？

张：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又是自己摸索训练的译者，所以几乎逐句逐段我都会纠结，纠结于用词、语态、句式等等。但是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内心认可的答案。我大概就是我的工作和写作方式。不仅用词需要考量，句与句之间的韵律和气质也要考量。所以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天才式的文字工作者，而是一个需要运用拙劲去尝试构建文字的人。当然也不能总是那么严谨，有些时候还是得有豁出去的勇气。这或许就是我和凡高相似的地方。

特别的困难其实是时间。我的翻译方式还是属于工匠式的，但是现在的出版物其实更注重效率，所以我的工期常常会滞后。这并不是一个拖延的问题，而是出版业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与“市场要求的生产期限”极度不匹配的问题。结果就是很多译者会使用机翻配合后期修改的方式来保证工期，而牺牲掉了文字在大脑里反复酝酿的时间。如果灵魂不和灵魂碰撞和相遇，如果灵魂不对灵魂受托和负责，那样的译作，我认为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译作。再加上文字出版物的翻译价格远远低于其他翻译价格，这就是文字译者越来越少，翻译类出版物质量不高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目前文字翻译行业最大的困境。

记：如果有读者向您请教“在开始正式翻译作品之前，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积累和准备？”您会给他（她）什么样的建议？

张：如果要开始尝试翻译，最基础地是要保证自己是否能够理解原文，首先是对外文的掌握程度，其次是对需要翻译领域要有一定的知识。还有是最好对原著有着强烈的热情和好奇心，它们会支撑你度过漫长而煎熬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