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生：有党才有幸福生活

    原创 赵安金 

        题记：赵石生，1938年生，1955年3月入伍，1998年退休，曾任过云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他都为党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努力工作。他说，他的一生都很顺利，而顺利都是共产党带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的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所以要永远感党恩，跟党走。

　　新旧社会两重天

1950年2月，赵石生还在上小学。

听说解放大军要进驻路南，学校要组织欢迎。

“解放大军要来了”的消息传遍了路南县的大街小巷及方圆的十里八村。人们既期盼，又担心。之前没有多少人见过解放大军，只见过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国民党中央军。赵石生清楚得记得，有一次，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老百姓称为中央军的，包围了赵石生家所在离县城只有一两公里的村子，挨家挨户搜查村民家里是不是藏了当时边纵朱家璧领导的游击队员。那天，赵石生的家门外响起了疯狂的砸门声。家里有人打开大门后，就被国民党中央军用枪逼着往后退。在院子里的赵石生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转身跑进堂屋，躲在个子矮小、小脚，正在做针线的母亲身后。母亲侧过身子，把赵石生紧紧地抱在怀里。

听说解放大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从不打人不骂人，所到之处还为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的消息后，赵石生的心里满是期盼。他想知道，“解放大军”是不是人人都是高高大大的，才叫解放大军?

那天早上，赵石生一早就在路美邑路边的学生队伍里翘首期盼。解放大军过来时，赵石生踮着脚尖看傻了眼：整齐的队伍，每个人都扛着枪，打着绑腿;个头和群众都差不多。只是口号喊得整齐有力，走起路来威武雄壮。看到欢迎的学生和群众，每个解放大军的脸上都是微笑，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那天晚上，赵石生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要是我以后能成为一个“解放大军”多好。睡梦中，他仿佛自己成为了解放大军的一员。

解放大军解放路南之前，赵石生家庭条件十分贫寒。

他家里有父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有点文化可以做点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的父亲，因和当地的一个恶霸发生冲突后，刚正不阿的父亲，坚决不退让，约好一起到县城去说理。父亲刚走到县城边的一个桥头时，被恶霸暗算，父亲被恶霸派的人打得昏死了过去。后被路人抬回村子。家里为治伤病花了很多钱，父亲还因此留下了后遗症。

家里的顶梁柱跨了。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姐姐小小年纪就到到纺织厂去做苦工挣钱，哥哥十多岁也外出打工。母亲带着赵石生和弟弟，守着多病的父亲艰难度日，生活经常没有着落。五黄六月之时，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了，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成熟。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到自家的田里，找些发黄的稻穗，用手搓下稻粒后，拿回家用锅炒炒，用碓臼捣出米来，煮上一顿稀饭充饥。到了秋收时，因没有劳动力，还得雇人把谷子从田里挑回家，有时挑到半路上就被人抢走了。每逢这时，母亲就急得直哭。赵石生看到母亲流泪，自己的眼泪也直往下淌。

解放大军来了，苦难的生活就成为了往事。

解放了，贫苦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赵石生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大军。解放大军解放了路南，老百姓才过上了安宁的日子。再不用担心土匪入户，再不用担心半路挑谷子被人抢走了。

　　靠助学金读书

1955年，赵石生到了该上初中的时候。之前，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他发奋要努力学习，以后哪怕外出当个工人，有个工作干，就能为父母、为家里挣钱了。

小学考初中。那天，初中张榜。哥哥带着他去看，一看榜上有名，兄弟俩都很高兴。但一想到家庭的状况，赵石生又皱起了眉头。

虽然考上了初中，但因家庭贫困，上学还是困难不少。老师说，读初中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他便写了申请。但并没有被批准。为了能继续学习，他开始从减少吃饭、节约每一分钱着手。平时，他要吃两碗饭，后来他就只吃一碗;饿了，就找几个野生洋芋烧烧吃。

他的情况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

一天中午，他要回家吃饭时，班主任老师对他说：“你饭后到我家一趟，我有事给你说。”他到班主任家后，班主任对他说：“你带钱没有?”“我没有带钱。老师。”他回答。“我给你特别申请了助学金，你到街上刻个章。下午到教务处去盖个章，就能领到助学金了。”他拿着班主任给的钱，在县城街上找一个刻章的用木头刻了个姓名章。当天下午，他找到了教务处盖了章。从此，他就领到了“丙等助学金”。就是这个助学金，解决了他上初中的大问题。“这个班主任老师，是我的恩人。”赵石生对我说。

　　初三参军

1955年3月，他还在上初三。

县人武部的人到村里宣传：当兵是每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想到有当解放大军的机会，他高高兴兴地告诉父母：自己想去当兵。在父母的支持下，他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他被批准入伍。

穿上军装，背着背包，他们步行到了宜良。后坐小火车到了昆明。在巫家坝机场新兵训练了一个月，“到了部队，就吃得好，吃得饱了”。他对我这样说。新兵训练中，他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了训练任务。

新兵集训结束后，他被分到398军需仓库。看他机灵、秀气，有文化，领导就安排他当了通信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

没有共产党，我就当不了兵。

他这样对我说。

他说，他的军龄是从1955年3月份开始算的。

通信员没有当几个月，领导发现他文化基础好，便选派他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参加文化教员培训班学习。经过培训，他系统学习了直观教育、启发教学等教学方法。

培训结束后，他成为了单位的一名文化教员。他和单位选派的另一个初中生，两个人共住一间房子。为了胜任文化教员的工作，他经常是深夜还在学习初三、高中的文化知识，努力提高的自己文化水平。

他们两个文化教员的任务，就是给单位的文盲、小学生上文化课。

1956年下半年，398库要移库到宜良县风鸣村。398库要将物资装备装上火车运到凤鸣村。从村里到仓库还有五公里山路，官兵的体力劳动强度很大。为鼓舞士气，单位支持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他创作快板书、诗歌等，和几个战友站在路边打着快板，宣传单位的好人好事。经过他们宣传队身边的官兵，都会为他们翘起大拇指。

移库结束后，他继续从事文化教员工作。

他说，共产党来了，他的一生都是顺风顺水。

1956年，部队实行军衔制。他没有经过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的一步步晋级，授衔时他直接是中士班长，到库部当文书，兼管俱乐部。津贴也从当兵时的每月6块，增加到了14块。为了照顾家庭，他每月拿6块钱津贴时，只留下一块钱零花，每个月给给家寄五块;拿到14块时，他每月给家里寄13块。父母亲都非常高兴，村里人都在他父母跟前夸奖：你们养了个有出息的儿子。

文书兼管俱乐部工作，他做得十分出色。

他被提升为干部副排长。每月可拿62块。他说，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时，一下子竟不知道怎么花了。

他说，这都是党关心培养教育的结果。

1960年元月份，他被调到昆明军区后勤部政治部。

他说，1958、1959年两年，全军都在开展文化大进军活动，要努力实现脱盲达标。文化高的带文化低的，官兵互相学习，战友互相帮助学习文化知识，成为了时代的良好风气。两年中，官兵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政治机关多面手

1962年，部队整编。他是年轻干部，被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他到了政治部宣传科。先是当助理员，后任宣传干事。他说，宣传科有作家、有新闻报道专家等人才。看到他年轻、听话，作家有空就给他讲创作，老干事就给他讲新闻报道的五要素，带着他实地采访写新闻。他的每一篇稿件，老干事都会帮着修改，并进行讲评。这样，他的新闻报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的写作水平在宣传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政治机关光懂宣传还不行，还得懂组织工作。

他后来被调到组织科任干事。

在组织科工作期间，他进一步懂得了党的组织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他努力工作，守口如瓶。

后来，他被选派到昆明步校二大队政工队学习军队政治工作业务一年零六个月。

学习临近结束时，二大队政工队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赵石生提升为少尉正排职。

军校毕业回到政治部后，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三门(学校门，机关门、家门)”干部都要下连当兵锻炼。就这样，他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到145团当兵锻炼。145团当时从贵州来到云南，在建水燕子洞进行国防仓库施工。他到这个团三营七连当兵锻炼半年中，佩戴士兵军衔，每天和士兵一样出操、站哨、训练。后来，他接到通知，代理连队副指导员继续锻炼。当时，连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每天都要进行放炮取石、抬石头的施工，安全事项、施工进度、官兵积极性的调动、搞好军民关系等，都成为他这个副指导员的大事。“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初评，总评材料的撰写，他都是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就的。时间一长，他的右手竟累得抬不起来了，不得已住进了团卫生队。就在住卫生队的日子，他仍在忙着有关评比材料的撰写。

这年11月份，燕子洞施工任务完成后，145团归建回到贵州。在贵州安顺到贵阳一个叫马场的地方，从事农副业生产，在一个大山凹里，养牛，浸水田。

他被任命为代理副指导员。

冬天下雪，天很冷。官兵在云南施工时，气候好，还有生活补助，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到了贵州后，面对生活条件的变化，寒冷的气候，官兵思想负担越来越重。为保持连队“四好连队”的荣誉，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煤油灯下，他与战士谈心;下田干活路上，他挑着粪桶和士兵一起边走边聊。当时连长、指导员外出学习，他主持连队工作，连队官兵建设一流连队的积极性很快得到了提高。

1961年，他被组织上调回昆明。他回昆明的途中，莫名原因发起了高烧、头晕。一到昆明，政治部保卫科长便将他送进了解放军43医院住院治疗。

他一出院就被组织安排到保卫科工作。

“小赵，大家都夸你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你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能干事，所以把你调到了保卫科。”保卫科领导对他说。

为了尽快适应军队保卫工作的需要，他潜心学习了刑侦所需的照相、洗相技术。保卫科有暗室，每到节假日，他便背着照像机到圆通山照像，深夜还在暗室研究洗印照片的技术。

他的照相水平、洗印照片的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说，保卫科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单位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需要坚守工作岗位，发生刑事案件后，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勘察。

　讲到这里，他重复说：要感谢组织。如果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也不会懂宣传工作，也不会懂组织工作，也不会懂保卫工作。

那年，毛主席要接见云南部队团以上干部。正好他在外地出差，要到北京向带队的后勤部首长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后，他提出了想见毛主席的要求。后勤部首长理解他想见毛主席的心情，便留他参与做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顺利接见了云南部队团以上干部，他因参与做保卫工作得以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说，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一次某部丢失了一枝冲锋枪。他参与了破案的全过程。最后案件得以侦破，罪犯受到法律的制裁，冲锋枪得以完璧归赵。他说，那个年代，军民关系真的是亲如一家。一发动群众，破案线索就会纷至沓来。案件线索就是一个打鱼的群众在河边发现一根藤条一头在树上，一头在水里，被水流冲着，好象藤条在水里的一端有东西。这个群众用手拽着藤条，使劲一拉，拉出了一支包裹在塑料布里的冲锋枪。由此着手，案件得顺利侦破。

时间到了多年后的1979年，“两法”生效后，他被任命为后勤部军事检察院副团职检察员。在军事检察官的工作岗位上，他仍是默默工作，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转业进云南省检察院

1981年7月份的一天，军事检察院的领导找他谈话：“小赵，你可能要转业了。政治部领导要找你谈话。”他去找了政治部主任。主任说：“小赵，这些年来，你非常重视学习，尊重领导，关心同志，工作一直很有成绩。你到后勤部工作20来年了，现在准备给你换个工作岗位。你意下如何?”“我服从组织决定。”他说。“一种是转业，另一种是调动。如果调动，肯定要离开机关。你的意见呢?”“我请求转业到地方工作。”他说。主任接着对他这样说：“军区给了10个名额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先给你一个名额。你学习后，就到地方去报到。”

他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了一年。

1982年，他转业进了云南省检察院。

当时，省检察院从云南饭店刚搬到书林街新盖的大楼里。

他被安排在刑检处工作。

当时，刑检处设内勤组、对下指导组、办案组三个组。他在办案组任组长和大家一起工作。他没有被任命为检察官，也没有定什么行政职级。他说，自己是一个党员，党员就得服从组织分配，叫干啥就干好啥。

他在办案组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上考虑他在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便把他调到人事处任副处长。他埋头工作，公正选人用人。

后来云南省检察院成立政治部，他任副主任，职级是正处级。

1994年，他任云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职级为副厅级。

1998年，“三讲”教育开始，他面临退休。组织上从工作实际考虑，决定他晚一点退休。

他多工作了一年。

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他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坚守廉洁奉公的道德底线，从不以权谋私。那年，省检察院成立了后勤服务中心，领导争取到了一些企业编制。当有人建议他将自己的当时还没有工作的女儿安排到服务中心工作时，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以自作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有工作的职权，不能以权谋一己私利。只要我在职一天，我的亲属就不能在我身边工作。我不能做让人背后说闲话的事。”

他一再对我说：“我这一生，在解放后到退休，都是一帆风顺的。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我的仕途顺利，才有了我退休后的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深有体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也是深有体会。从1960年4月入党到现在，能够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的奖章，既是对我们老党员为党工作的肯定，更是进一步的鼓励和鞭策。在任何情况下，退休的共产党员都要不忘党恩，为党的事业有光发光有热发热。”

作者 赵安金

作者简介：作者赵安金，河南渑池人。1974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团政治处书记、副指导员、指导员、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干部干事、营教导员;军事法院审判员;省级检察院检察官等职。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4年“两山”作战，1997年10月至1999年6月的云南边境第二次大扫雷。荣立过个人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还获得过“云南省直机关最美机关干部”、“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10月退休。（来源：红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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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尹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