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大学毕业那年，由于“学潮”的原因，我没能留昆明工作。原来联系好大理的单位也去不了，必须到基层工作。当时煤炭厅来学校要人，我没报名，我们班只有一个男生报了名。我就被学校派遣到大理州教委报到。但我没去报到。成天呆在家里，看看书、做做家务，呆了10多天，爸爸说你到底要怎么办？我又回到昆明来。托人找单位一直没结果，等得有些急燥了，最后就没与家长商量（那时也不方便联系）直接去了煤炭厅。然后分到后所煤矿子弟学校。我直接去煤矿报到。报到完回家才告诉父母到煤矿工作。亲戚朋友知道此事都说：“不能去煤矿，那地方灰尘满天，气候又不好，特别是你会冷过敏，还不如就回弥渡”，总之就是不让去。我的一位老师说：“能源单位，永远都不会饿肚子”。最后，我妈说：“人家千千万万人都能呆，她为什么不能呆？”。最后在亲人朋友的争议中还是到煤矿工作了。在煤矿子弟校工作了16年。2005年学校移交地方，变为令人羡慕的事业编制，虽然人不是煤矿的人，但工作地点仍没变化，仍然在煤矿 ，在煤矿一呆就是19年。直到2008年离开煤矿，但调入的单位是云南煤矿安全技术中心。看来这一辈子都与煤矿无法分开了。

记得去后所煤矿报到是从昆明乘8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富源站，然后又乘矿山公交车去的煤矿。第二天又挤上去县城的公交车想去富源县城看看，结果到了一个地方，看有许多人下车，以为到县城了，跟着下车一看，县城怎么这么小？这么黑？这么脏？心里凉透了，有些想哭，当时心想，反正还没报到，吃完早点去卫生局找前一天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学医的大学生玩玩，明天就回家。找了家小馆子吃完早点就问老板卫生局在哪？老板说在富源城，我又问：“这不是富源城吗？”。老板说：“这里是大庆，去富源城要坐车呢”，我当时心情稍好点（后来才知，后所煤矿有四个片区:刘家湾、大庆、煤炭湾、残采区）。

我又挤上了去富源的公交车，到城里没几分钟就转完，问一位在电影院门口买瓜子的老奶奶：“你们的公园在什么地方？”，她疑惑的看着问我：“什么是公园？”。我又问了其他人公园在哪里？或说没公园，或说不知道什么是公园。我就去找哪个学医的大学生玩了会就回矿上了。回到招待所想了整整一夜，还是报到了，当时想，反正还有一个多月，回家后不想来就不来。

回到家跟父母讲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父母说不想去就别去了，就在弥渡工作。哥哥是坚决反对我去。在家呆到9月初，上昆明又玩了几天才到矿上，矿上已经开了欢迎新分配大中专生坐谈会，学校也已经开学两周了，学校以为我不去了，之前排给我的课已经分给其他老师。我去之后又重新排课。当时矿上的条件确实很差，刚去时住招待所，四人一间，吃饭去食堂，后来搬学校住单身宿舍，具备做饭条件了，但卖菜的人很少，种类也极少，白菜、豆腐、酸菜豆这三种是每天都有卖的，并且白菜长得还很丑（附近农民不太会种菜，气候也不好），其它菜就不一定天天有卖的，一周会有一天买肉的。另外，矿上有个菜站，几天会来一次菜，但人太挤，根本就挤不上，要求排队，但等排到也已经卖完了。业余生活也很枯燥，半月会放一次电影。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备备课、看看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适应了矿上的生活，随着对矿工工作、生活的了解，特别是到井下参观时到了采煤工作面，无法起立行走，只能匍匐前进。知道矿工工作的辛劳和风险，对矿工子弟求学的不易，对矿工子弟由同情到爱。对教师工作从一种职业变为一种事业。在煤矿生活了19年，留下了青春和汗水，收获了能力和幸福，后所煤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产生了一种浓浓的煤矿情结，对煤矿有了一种深深的爱。

因为对煤矿的这种情结、这种爱，在煤矿教书时，始终尊重矿工，关爱矿工子弟，工作认真、踏实。因为这种煤矿情结，离开煤矿后，仍一如继往的关爱煤矿的一切，离开煤矿后给煤矿特员讲过课，为了让学员能更好理解、掌握相关知识，每次都精心准备，收集典型案例，使学员能学到有用的知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来调到矿山安全实验室，因为这种煤矿情结，因为对矿工的爱，对矿工身体健康和对矿工生命的珍惜，通过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不断总结、与外界交流、学习。尽快掌握检测检验、鉴定等相关理论和技能。为了保证检测、鉴定结论准确，严格按标准要求进行检测、鉴定，对检测检验工作不敢有丝毫差池。从事检测检验工作五年来，从未出过虚假报告，从未出据过虚假结论。对客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总是耐心解释。所做的一切都以关爱矿工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尽管离开煤矿已经7年多，但对煤矿的爱、对煤矿的情始终没变。因此，每当遇到矿上的熟人、同事都倍感亲切，对煤矿遇到的问题都极积帮忙解决，对与煤矿有关的工作都格外认真、仔细，工作之余，通过不断总结、分析、查阅资料等写一些对煤矿适用的文章，这一切都源于浓浓的煤矿情结。